冯军成 刘 钊 陈春蕾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1975年10月，胡耀邦同志首次提出进行“新长征”的口号。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将台堡瞻仰红军会师纪念碑时指出，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就要求对长征文化的研究要坚持与时俱进。本文试图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对长征文化的研究情况，提出长征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希冀丰富长征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为长征文化实践活动的落实提供充足条件。
一、长征文化研究的缘由
长征文化随长征的发生而不断形成、发展和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是要科学定位其在中国革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定位，推动长征文化深入研究的展开。（一）长征文化理论研究深入化的需要
长征文化的理论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参与，这是因为长征文化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个别学者或组织研究长征文化时由于掌握基础材料不足可能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比如，在“谁最早向国外介绍长征”这一问题上，到底是陈云还是斯诺就存在争议。经过梳理，我们认为陈云最早向国外介绍长征。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最早于1936年3月以连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单行本。R·A·勃沙特完成的《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的见闻录》是伦敦哈德尔和斯拖顿公司于1936年12月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色照耀中国》则是在1937年10月间在英国伦敦出版。当前，学界研究长征文化的学者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实践的深入，长征文化的研究需要学者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根据国家要求和人民需要实现多学科协同创新，促使理论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赋予长征文化新的时代意蕴，发挥长征文化的当代价值。（二）长征文化实践研究深入化的需要
长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任务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得以形成的。斯诺曾说：“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斯诺所记录的故事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形象地刻画了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近年来，加强革命文化教育和推进“红色旅游”建设成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内容。长征文化孕育长征精神，派生出的长征文化产业对于加强文化教育和推进“红色旅游”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势必会使部分人产生心理情绪波动。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地运用长征文化资源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适应新时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统一可以看出，长征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宝贵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研究长征文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立足现实、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以不懈奋斗的精神状态挖掘长征文化，探寻长征精神，开发长征产业，坚守长征路线，这是长征文化在新时代应有的思想状态。
二、长征文化研究的现状
长征文化在中国革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纵观改革开放40年长征文化的研究现状，其优势体现在研究队伍逐渐规模化、研究成果逐渐系统化、研究视域逐渐开阔化，其不足之处是基本概念表述多样化、历史背景分析简单化、关系界定方法模式化、资源开发利用功利化、当代价值意蕴封闭化。（一）长征文化研究的优势
长征文化研究的优势是在比较中体现出来的，维持其生命力的关键是立足于现实问题，使长征文化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来看，长征文化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研究视域三方面。1.研究队伍逐渐规模化
长征文化的研究规模是从量上讲的。1929年6月25-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全国各级党组织的宣传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史料记载，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有10-20人负责编写列宁学校、苏维埃学校的课本，编印歌曲、党报、画报、标语口号和文件。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文活动通知。1937年2月，丁玲将征文活动中的文章编成《二万五千里》。2017年，该书以《红军长征记（上、下）》为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作品。1949年后，纪念长征胜利的活动和会议更是数不胜数。2012年，第八届西部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暨“思想库”建设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论坛上，四川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杨先农对外介绍了长征文化研究会的筹备情况。长征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长征精神、长征路线、长征文化的研究队伍力量得以聚合，推动了长征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
2.研究成果逐渐系统化
长征文化研究的系统化意味着长征文化研究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喜人成绩。就学科体系来讲，长征文化研究引起了史学、传播学、民俗学等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以社会变迁为背景，研究了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的现状。王爱华较为系统地研究红色文化，其完成的著作《多维视野下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地方经济开发》就很好地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地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陕西红色文化软实力研究》《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红色文化与传承》等著作研究的内容虽是区域性红色文化，但对长征文化都有所涉及。就学术体系来讲，学者研究长征文化所使用的方法更加科学。比如，运用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对长征中的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就话语体系来讲，长征文化研究歌谣很有必要。歌谣是人类精神的灯火，歌谣代表着一个时代，记录着一个时代。《苏区新调》（1933年11月）、《革命歌谣集》（1934年1月）、《革命歌谣选集》（1934年1月）记载着大量的红色革命歌谣。学者研究红色歌谣善于从大量革命年代的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料，这对于新时代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改善政治生态具有一定启示。
3.研究视域逐渐开阔化
长征文化研究视域的开阔化是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得以凸显的。国内学者的文章《80多年来长征海外研究评析》《论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长征文化在北美洲的传播研究》都以时间轴为中心对长征文化的研究展开阐释。国外学者研究长征不仅仅通过写文章，还伴随着亲身体验。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从《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到《红星照耀中国》《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两个人的长征》等著作研究长征文化的群体身份涉及传教士、记者、学者、军事家。由于国家间阶级和意识形态差异，部分学者研究长征文化存在着以主观猜测代替客观事实的问题。国内学者研究长征文化的视域更加开阔，表现较为明显的是，学者们研究长征不仅研究长征时期所留下的遗址、遗迹、遗物，还涉及相关文献。孔辉和王宗枝研究长征文献时提出，长征文献，顾名思义就是有关长征的文献，是记录红军长征这一历史信息的一切载体。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加快长征文化公园建设。这能够看出，坚持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的结合是长征文化研究的创新之举。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部分学者试图通过有效开发长征文化促进农村文化繁荣、促进农民增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也在进一步扩大长征文化的研究视域。
（二）长征文化研究的不足
长征文化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受多重因素影响也存在基本概念界定多样化、历史背景分析简单化、关系界定方法模式化、资源开发利用功利化、价值意蕴封闭化的问题。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叶色光泽漂亮，功能神奇，可制茶、入药。以银杏叶充枕芯可治失眠、平衡血压。而银杏果剥壳后呈乳白色，与西芹清炒，翠白相间，赏心悦目，佐酒最妙。
1.长征文化的基本概念界定多样化，亟待规范表述
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是人们客观认识事物的前提。界定是一种逻辑术语，旨在通过分析概念间的异同，划分出其所属领域。当前，长征文化的基本概念在界定时表述多样。张巨成认为，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人们60多年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宣传、红色活动、学术研究，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朱之江认为，长征文化是长征这一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党和红军在克服困难、创立功业、争取胜利的过程中铸造而成的。鲍中义认为，长征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时期创造出来、民族特色鲜明、时代内涵丰富、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文化，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红色文化范畴。学者对长征文化基本概念界定时的表述是正确的，但未必全面。这是因为，长征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要素。教学当中概念表述多样不利于教师以简明的方式阐释长征文化的深刻内涵。从教学角度讲，长征文化的基本概念可以简述为：长征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而不畏艰辛创造出来的文化产物，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长征文化的历史背景分析简单化，亟待系统化
长征文化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长征是主要事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部分教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缺少阶段化分析。这样一来，学生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的长征、抗日缺乏对比分析，学生潜意识中认为长征与抗日之间没有太大联系。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为例，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长征。2018年新教材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里强调了长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影响。教师既是教学者也是研究者，在讲述长征的时代背景时要注意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影响。现实是，部分教师在对长征精神展开分析时，只会简单总结几个词语，对长征精神背后的政治力量较少提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部分教师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对长征发生的时代背景掌握不足。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长期致力于研究长征的专家王树增指出，长征文化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强军文化提供了重要参照。为进一步论证长征文化对强军文化的现代意义，他从长征文化蕴涵的理想信念、远大追求展开了阐释。因此，课堂教学还需要将科学研究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促进研究的系统化。
3.长征文化的关系界定方法模式化，亟待层次化
长征研究主要包括长征精神、长征路线、长征文化。长征精神、长征路线、长征文化的概念与长征这个大概念存在必然的隶属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长征精神、长征路线、长征文化间是存在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有待深入讨论。我们认为，要深入研究三者间的关系，首先得搞清楚三者的研究现状。对长征精神的研究现状，我们在《近30年来长征精神的研究述评》一文中做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就长征路线的研究现状，李单晶在《从长征路线申遗看木门军事会议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从旺苍县红色资源保护性开发与利用看红军长征路线申遗的可能性》等多篇文章关注长征路线申遗问题，不足之处是缺少对长征路线在各省份内的影响展开论述。长征文化的研究现状仅以论文和课题申报的名称出现，关系界定有局限性，呈现出模式化。李丁认为，理想信念是长征文化的灵魂，英雄主义是长征文化的旗帜，无畏艰难是长征文化的核心，红色基因是长征文化的根脉。长征精神、长征路线、长征文化之间是所谓的“线性”关系，这种模式化的看法有待商榷；如果是线性关系，那么三者的排列顺序以何种原则排列就值得商讨。从结构组成来看，三者之间应存在必然的“环形”关系。具体说，它的内环是长征精神、中环是长征路线、外环是长征文化，从内到外环环相扣，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关系的变化、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变。需注意，在“三环”间，人始终是链接点，要更加深刻阐释，还需要从人学层面思考。
长征文化的资源开发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中，但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忽略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所谓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并可以为人类开发利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经由人类劳动而创造出财富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张新、李晓蓉在《贵州长征文化遗产作为重要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一文中对贵州长征文化遗产进行梳理，指出长征文化遗产可以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并提出了相应的开发途径。黄生秀以青海的班玛长征文化为例提出，我们依托班玛长征文化教育资源开展党性教育，特别是加强以长征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具有重要作用。以上学者都对自己所在区域的长征文化展开研究，但很少运用对比法来突出本地长征文化的特色。大力开发长征文化资源是值得提倡的，但个别地方出现了为开发而开发的虚假长征文化问题。久而久之，开发者对本区域的特色缺少深入挖掘造成了区域内长征文化的优势逐渐褪去，这就启示长征文化的开发者要在保存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引进新的科学的开发理念。只有这样，长征文化才能在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内容不断完善、形式更加丰富、特色更为鲜明。
5.长征文化的价值意蕴封闭化，亟待开放化
长征文化的价值意蕴具有世界性，这是因为长征文化不仅是国人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文化是动态的，它的生命力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得以长久维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会更加频繁，长征文化的研究必然会成为世界级现象。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道：“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在这里，毛泽东从战略层面谈到了长征的世界意义。长征的世界意义是国内意义的延伸，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长征的价值意蕴本身具有开放性。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对长征文化的价值意蕴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李晓蓉提出，遵义长征红色文化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表现为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无私奉献的传统。对遵义长征文化运用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从大学生课堂、实践教育、校园文化、机制建设等方面展开研究，缺少对于国际文化交流、多媒体技术运用的探索。长征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范畴，它对于中华文化的交流交往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长征文化的价值体现在长征文化的功能中，一本记录长征故事的画册、一张参加长征老兵的照片或一座纪念长征人物的雕像、一本记录长征的书籍都能勾起人们对于长征的集体回忆。现实是，我们对于长征文化的研究往往是不稳定的，具有阶段性，不利于形成长征文化的开放性。
三、长征文化研究的趋势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长征文化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日长征文化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众多问题，需要研究者客观分析，提出可行性的策略，明确长征文化研究的趋势。（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强调要从上层建筑方面完善长征文化研究的体制机制。我们通过走访长征发生地、查阅记载长征类的书籍，发现长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以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的木门会议遗址为例，该遗址建于高山之上，遗址内部展品少、宣传方式单一等问题制约了旺苍县发展红色旅游。长征文化遗产大多数分布于贫困边远地区，这些地区生态自然条件虽得天独厚，当地政府在对生态自然条件与其他产业的发展方面需要在结合工作上不断加强。对长征文化的开发产品而言，缺少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农民即便有靠红色资源脱贫的愿望，却缺乏相应的外部条件支持。因此，政府要从全局出发，充分认识长征文化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它不仅对于提升当地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有帮助，而且对于塑造文化品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增强责任意识，确保工作落实
长征文化被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体系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订本）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都强调了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在长征文化研究过程中部分学者对长征文化在认识上缺乏战略观念，表现最为明显的是认为长征文化研究只有研究长征精神的文化价值，对于研究长征中的红色歌谣、红色故事、红军战士、红色笔记等因为小众化而没有传承意义和研究价值；还有的认为，长征精神才是长征研究的侧重点，长征文化范围大，不值得深入研究，这些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在以上长征文化的范畴中，红色歌谣和红色故事严格意义上讲，归属于民俗学的范畴。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文化，它自然反映和描述人民群众的具体活动，体现当时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程中形成了军民一家亲的鱼水关系，人民群众为了表达自己对红军的热爱创作了无数红色歌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好长征时期的军民关系，继续为群众做好各项工作。（三）构建奖惩机制，有效规避风险
长征文化的研究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长征文化研究是长征研究的新领域，需要更多研究者关注此命题。这些年，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在课题管理方面加大了对长征文化研究的奖励力度。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在项目名称处输入“长征”进行检索，2011-2017年有16项立项项目，足见国家层面对长征研究的重视。课题的立项只能说明国家层面的重视，对于课题负责人完成的课题在质量上如何全面考量需要建立完善的体系。随着科技发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质量评价可以综合人工操作和科技操作的优势，从而保证课题研究对国家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外，需要警惕的是，一些人或组织为了商业目的，以长征文化为幌子从事非法活动。尽管2004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说明要禁止戏说经典，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屡次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前我国部分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普法工作存在失范问题有关。鉴于此，对于长征文化的培育和弘扬要科学构建惩戒机制，有效规避风险。（四）加强国际交流，增强话语效度
文化的本质在于交流，交流依靠的是话语，话语承载的是思想。长征时期的经济环境决定了长征时期的政治，长征文化只是对长征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的是长征精神，体验的是长征路线，创造的是长征文化。长征文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这是因为长征文化的内核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继承红船精神，开启抗战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党遭受挫折后奋起的过程。长征文化囊括长征故事，国际交流中要通过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长征文化宣传要做到语言的通俗化。通俗化是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包含的是平凡的真理和真理的平凡。学者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永立时代潮头、发时代之声，讲好中国的长征故事，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保障。四、长征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
梳理改革开放40年长征文化的研究现状，长征文化逐渐被学者们纳入各自研究领域，广大学者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凸显新时代长征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有学者提出传承长征文化有助于重塑文化自信的基础，有助于增添重塑文化自信的底气，有助于增强重塑文化自信的决心，有助于重塑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长征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更加凸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长征文化主要形成时期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敌人是国民党。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战胜国民党、逐渐取得全面执政的合法权，除了依靠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外，还需要有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运用上党内少数人不结合中国实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加之国民党的步步紧逼，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创。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至此，红军北上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三座大山”在中国被推翻。长征的胜利表明，只有坚持真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当前，我们研究长征文化，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触摸历史、梳理历史细节，彻底厘清学界研究长征文化时所出现的争论点，为国人在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提供充足条件。（二）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长征文化是长征物质和长征精神乃至长征制度的统一体。国人通过有形的长征物质思考背后无形的长征精神，对于坚定理想信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学者研究长征文化既要看到长征文化潜在的经济价值，更要让国人通过亲身参与长征文化感受到长征精神的伟大，这无形中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长征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个人或群体必然会被后人所唾弃。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中国共产党在传承长征精神的同时必然使自身更加强大，长征文化围绕长征精神这一核心向外延伸，长征精神通过长征文化得以展现，这也是广大学者们在新时代学习、研究、宣传长征文化的真实用意所在，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三）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中国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目标的指向之一，它是指引人民前进的旗帜。我们研究长征文化、夯实国人对于长征精神的认同度，对于加强新时代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作用。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干扰，企图制造不和谐环境，丑化和抹黑中国形象。较为典型的是，通过在国内寻找“代理人”为他们摇旗呐喊，传播各种社会思潮。如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新的斗争形势，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以巩固国人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从学科建设角度讲，2012年有学者提出构建“长征学”；之后，有学者认为，“长征学”应有长征学术史与长征文献史料学、长征军事学、长征历史地理学、长征文艺学、长征历史人物、长征历史事物、长征精神与思想、长征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等组成。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它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准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