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济塘
1942年父母相识时，父亲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母亲就读东吴大学商科。1943年春，祖父到浙江兴业银行，托浙江银行董事长徐寄做媒，向同为浙江董事的我外公提亲。
祖父向外公提亲时，按当时习俗，和外公交换了孩子的生辰八字，双方回家请人测算，看看是否匹配。结果，相士一测母亲的八字，竟然只有47岁阳寿。算命先生的话，听过也就算了，祖父很开明，只要父亲愿意，他没再说什么。
1968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10月16日下午，父亲在单位突然接到“造反派”命令，回家取了简单的行李，和母亲告别后便不知去向，生死未卜。
第三天一早，母亲在窗前整理物品，心情悲涼，突感绝望，不如一死了之。正当她把一张凳子放在窗前准备跨出一步时，有人敲门，是邻居周女士，说我父亲来电。这时，家里电话已被拆除，我父亲被押送到郊区一工厂的“牛棚”接受劳动改造，他偷偷用公用电话致电邻家。父亲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寻短见，你等我回来。”这一天，离母亲的48岁生日还有10天，相士预言的生死劫，就这样躲了过去。
渡尽劫波，柳暗花明，父母重逢，已是多年之后的事。
选自《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