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利华
我是在离家二十几公里的镇中学上的初中，寄宿，每周回家一次。
每次返校，我必须带足在校要吃的咸菜，否则还不到周六，自带的咸菜就可能吃完，这时我只能去蹭同学的菜，如果同学的也不够，我多半就要吃白米饭了。
除了每周必帶一两罐咸菜，我还时常要挑上几十斤大米去学校，换成面额三两或三斤的饭票，用于日常就餐。每次返校，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负重的长途跋涉。
从我家到学校，山路崎岖，途中穿过几处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经常有野兔、毒蛇出没，谁也不敢独行。于是，我们村里在小镇上学的四五个校友，都会事先约好时间，结伴返校。
沿途的山坳上，有两三个供路人休息的凉亭。我们很少停留，除非突遇大雨，为避免淋湿大米，才不得不驻足在凉亭小憩一会儿。实在是时间不允许，路上要花三个多小时呢，可不能误了学校的晚自习。就这样每次赶到学校时，我们都会累得全身像散了架，贴身的衣服也湿得可以拧出汗水来。
距我们村三公里处，有一条凹凸不平的通乡砂石公路。这条路线虽然远，但换乘一趟班车，就可以直达学校。只是，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坐车于我而言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偶尔父母也会给我两三块钱，但那是为我晚自习后饥饿难耐，到学校的小吃店吃米豆腐准备的。
有一个周末，我挑着三十多斤父亲刚碾好的大米，约齐五人一起返校。快走到通乡公路时，上高三的校友突然提议：“咱们不如奢侈一回，坐班车去学校？”
高三校友看我们不吭声，继续说：“咱们都挑着几十斤米呢，坐车要轻松不少！”
还是没有人说话。
“如果没带钱，我可以借！”高三校友干脆停了下来。
于是，有两个人同意了。那次我刚好也带了两元钱，但我并不想坐班车。我在心里盘算：坐班车至少要花一元五角，我还欠着同学一元钱，另一元我得用来晚自习后吃米豆腐呢。怎么还同学的账？
正盘算着，高三校友对我说：“你就别犹豫了，咱只坐这一回，行不？”
我摸了摸裤袋里的两元钱，想起挑着担子翻山越岭的劳累，终于禁不住鼓动，同意了。十多分钟后，我们顺利搭上了班车。
车内人声鼎沸，窗外群山逶迤。虽然站在拥挤的车厢里晃来晃去，但较之挑着几十斤的担子在山路上行走，不知幸福了多少倍。
班车很快到了需要换乘去学校的那条马路。我们下了车，继续等候。
然而，路过的车辆不少，却没有一辆直达学校所在的小镇。
眼看天色就要暗下来，我们开始慌了。我把目光投向高三校友，他拍拍我的肩，安慰说：“别急，会有车来的。”
事实证明，高三校友的话就像飘在空中的泡沫，随着黑夜的帷幕垂下，破了。
去学校的班车，一直没有来。
我们只好挑着担子，沿着马路，步行去学校。
好在是夏夜，短暂的黑暗过后，升上天空的月亮为我们照亮了行程。
一路沉默，伴随我们的，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和旷野里如潮的蛙声。
就这样憋着一股子气，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终于走到距离学校仅有7公里的另一个小镇。
我感觉身心俱疲，再也走不动了，看到镇上居民家透出的灯光，我说：“到镇上找个地方住一晚，明天再乘车去学校吧！”
高三校友有点不敢拿意见，见另三个校友也赞成我的提议，便领着我们来到镇上的一家小旅馆。好说歹说，老板答应，按每人八毛钱的标准，给我们三间房。
那一晚，我没有洗漱，直接往床上一倒，便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有一竿高。我们匆匆用完早餐，就站到马路边，一字排开，等候上午最早那一趟去学校的班车。
班车来了，在我们面前停下，不料司机看见我们身后的一溜担子，果断地摆了摆右手，表示车里已满员，然后加大油门，班车扬起一阵灰尘，跑远了。
我们面面相觑，沮丧万分。
上初三的校友打破了沉默，他说：“唉，我们昨天下午的选择错了。我们不应该畏惧那几十里山路而老想着坐车！”
我心里也很窝火，本想着为减轻负担，才选择坐班车去学校的 “捷径”，不想却是这等遭遇。
后悔抱怨一番，我们决定徒步走完这7公里。
大家咬紧牙关，挑起担子，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向着学校行进。
那天上午，我们到达学校时，已旷了两节课。我身上的白色衬衣如染过一般变成了黄色，头发灰蒙蒙的，手一拂，便扬起一片尘土……
时光荏苒，岁月白驹。三十多年过去，但我对于那次坐着班车去上学的记忆，却清澈得如大山深处的溪水一样，能看见水底的一切。所经受的焦虑和磨难，也成了我盛开在我青春路上的一朵鲜花，虽然有着苦难的底色，却散发着令人难忘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