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俊华
那一年，庄上来了个私塾先生，全庄几十户人家的后生，都断断续续读过书，其中还有一名女子。
那读过私塾的女子，就是我的姥姥。
我姥姥就住在京西的一道山梁下，那里山高林密，溪流淙淙，夜不闭户。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一处庄子，却被一伙山匪瞄见了。
一时间，南街北巷，人们摇头叹息，开始了高垒墙深挖洞。
那天，姥姥家被抢了两只羊，更让太姥爷揪心的是，我姥姥正从外面一瘸一拐地进院。
那年，我姥姥才十六岁，害怕得直往后躲。俩蟊贼刚靠过来，老匪说话了：别动。
老匪问：她腿咋了？
太姥爷说：摔了。
什么时候摔的？
上个月。
那老匪竟向我姥姥一拱手，含混地说了三个字“徐夫人”，便一声唿哨，扬长而去。
老匪的话，家人们难以猜度。午后，太姥爷请来村上很有名望的五爷。五爷自言自语：徐夫人？看来匪首姓徐呀。唉，你咋不说“小时候”摔的呢！看着吧，下个月他们还得来。
太姥爷说：对对，我太愚了！到时还是装瘸吧。
五爷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太姥爷说：那得赶快把她嫁出去呀！
五爷说：这倒是个主意，可要嫁本地，不论谁家，还得被掠走。
太姥爷说：那咋办，咱也不认识外面的人呀。
五爷说：还有点儿时间，我想想。
两天后，五爷骑着毛驴，经京西古道进了城。几天后，五爷回来了，后面还跟了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年轻人。
五爷说：这是白老师，城里大学堂的。太姥爷却犯了嘀咕，这么斯斯文文的瘦身子，能降得住一窝子山匪？
年轻人安排五爷大张旗鼓地竖牌子、整房子、置办桌凳。他说他要办学了。
太姥爷把五爷拉到一边：山匪才是眼下的急茬呀！
五爷说：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可白老师说试试吧，就这样子了。我想了，白老师既然来了，就算治不了山匪，起码能给孩子们讲学，先安顿下再说吧。
这白老师也不客气：学堂太小了不行，大家挤一挤，多腾几间房子，把各家值些钱的牲畜、物件，也放学堂来吧。
村人们弄不清咋回事，但五爷默许了，想必就有些道理，也就稀里糊涂地照办了。
十天后，一口大铁钟往学堂前的老榆树上一挂，私塾开学了。
由于学堂就开在太姥爷家，烧茶，扫地，收拾屋子，我姥姥自然就有的忙了。但两天后，白老师跟她说：这些你不用管，如果你愿意，就来跟着听课吧。
我姥姥说：我是女人，能成？
白老師说：女人就更该学点文化了。就这样，我姥姥成了庄上第一个进过学堂的女人。
一个月后，那伙子山匪真的又来了，这次领头的是个白面书生。
此时，学堂里正上课，我姥姥就坐在第一排。那个山匪进屋时，正赶上我姥姥在背诵国文。那匪捡了个座位坐下，静听了大半堂课，然后就悄悄地退出课堂，回山了。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抢。
五爷啧啧称奇，去找了白老师。白老师说，这个姓徐的是书香门第，叫徐梁。此人极好学，据他老师，当然也是我的老师讲，鬼子攻打镇子时，他家被炸平了。他从学校火急火燎赶回，怒杀了两个鬼子，却也被他们逼到了墙角。正危急时，被山里来“做活”的一伙山匪救走了。由于他能文善武，没两年，就成了山上的第二把手。听说去年大当家死于日本人之手，他就成了大当家。
五爷问：那他带人来了咋没抢啥呢？
白老师说：其实我也是赌一把，赌他爱惜文化，不会惊扰学堂。
可那伙子人早晚也是隐患呀，怎么赶走呢？
不用赶走，还要招来。
招来？引贼入室？
白老师笑了：贼？人家也是“老师”呢！
五爷晕了：老师？啥老师？
白老师说：其实，他们这伙子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只是缺乏整饬。这个徐梁当家后，竟办起识字班。除了找机会杀鬼子，其余时间基本用于教课。他还不许人叫他大当家，一律要叫“徐老师”。我受平西游击队的派遣来这里，就是想收编他们，以壮大我京西的抗日力量。
后来，“那贼”就真的时常带人来蹭课，且越带越多。
半年后，在庄子西口的小河边，一溜四排木板房悄然而起。一支既学文化又练刀枪的队伍，扛起了抗日的大旗。周边庄上的不少青壮年，在五爷和白老师白政委的召唤下，也进了队伍。
后来，那支队伍里，就出了个既能讲学又会使枪的女教官，有的人背后叫她“徐夫人”。后来，那个身落三处枪眼，名冠京西，威震敌胆的徐梁徐队长，就成了我的姥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