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才
东阿漫笔
□王巨才
一
记不清是哪一次了，1995年或是1996年，中国作协在梅地亚召开理事扩大会。大会中途，我离开会场，借去洗手间的机会，过过烟瘾。烟点着，猛一抬头，见过厅对面墙根处，几个女孩围着汪曾祺先生，像采访，又像聊天，便下意识地走近前去。
其时，汪老正为哪位女孩在笔记本上题字。他抬头瞅我一眼，以为是有什么事要打搅，脸便沉了下来。中新社的王晓云见我们似乎并不熟识，便主动介绍，说了我的名字，单位，见他仍不撘理，其他几位也帮着圆场。这当儿，汪老突然打断大家话头，以不耐其烦的表情回道：
“知——道！几斗？”
知——道，几斗，什么意思？或许是他的高邮话语音急促难懂，不只是我，旁边这几位也都一脸茫然，莫名其妙。
汪老沉着脸，又重复一遍：
“不王巨才吗，几斗？”
众人仍是疑惑不解。晓云边回味，边迟疑地翻译：
“汪老问您，几，斗，几，斗．．．．．．”
呀，几斗，几斗！慌乱间灵光一闪，猛地从汪老黧黑的故作深沉的面部表情中觉出一丝揶揄、调侃的意味，这才恍然大悟：咳，这老头岂不是在拿“才高八斗”的成语“挖苦”我，同我开一个诙谐而又不失高雅的玩笑嘛！
于是连连抱拳：岂敢，岂敢。惭愧，惭愧。落荒而逃。
身后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
这是我同汪曾祺先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汪老的大作早已拜读。名噪一时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外，他的散文也广受推崇。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过他的一个随笔集，责编送我一本，集子的“自序”只百十来字，平实，清爽，别致，毫不做作，却让人立马从中体会出何者为随笔，又何者为大家笔下的随笔：
我已经出过两个散文集。有一个小品文集正在付印。在编这个集子的同时，又为另一出版社编一个比较全面的散文选。那么，这个集子怎么编法呢？为了避免雷同互见太多，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游记不选；纪念师友的文章不选；文论不选；抒情散文不选。剔除了这几点，剩下的，也许倒有点像个随笔集了。是为序。
这本书，我一直置于案头，不时翻阅，其中写到的那些陈年旧事，寻常人物，惟妙惟肖，总让人过目难忘，而无论是高邮的鸭蛋野菜，昆明的鸡枞牛肝菌，还是张家口的蘑菇马铃薯，这些司空见惯的家常菜蔬，经由他绘形绘色的描写，也都活色生香，引人垂涎。
不止文章好，汪老的书法绘画在文人圈里也大受追捧。作协规矩，每年春节前，党组和书记处成员都要分头慰问在京的理事，即后来的全委。分配走访任务时，几位年轻同志都争着要去汪老家，目的自然是别有所图，而去过的同志，每人都如愿以偿，从没落空；关系特别熟悉的，往往一进门便前后一通乱翻，直至把书房的存货洗劫殆尽。汪老不尽不以为忤，反而拿出好茶好烟招待，回来的同志常拿自己的斩获炫耀，说“嘿，老头乐意着呢。”
我因年纪稍长，不便与年轻人相争，故从我到作协直至汪老去世，从没去过他府上。其间虽也有几次在会议上或饭局上的会面，甚至还一同去过四川、云南采风，但考虑到他总也应酬不暇，太忙太累，也没张过口。但令我欣慰的是，我现在手里确有一幅汪老的书法，是他专门给我写的：
山下鸡鸣相应答
林间鸟语自高低
芭蕉叶響知来雨
已觉清流涨小溪
旧作宿桃花源 书奉
巨才同志
一九九六年六月 汪曾祺（章）
字的由来，说来也有趣。老作家刘萌有一篇文章，发表在2008年12月6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写他和同事到虎坊桥汪老新居求写书店牌匾事。其中一段写到，牌匾写好后，他们还想给自己讨幅字，又不好意思明说，于是就去翻书案旁边的字纸篓……
汪老问：“你这是干什么？”我说：“看有没有你扔掉的字画，我们好拣一两幅啊。”汪老拿眼瞪了瞪我，把我的胳膊一拨拉，说：“去。要什么字，都谁要，说。”听口气，老人今天情致不错，竟然如此爽快答应，我们三人就每人讨要一幅。除此之外，得寸进尺，我又用试探的口吻，给王巨才要了幅字，没想到汪老也答应了。那时巨才刚从陕西调来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机会与汪老认识，我私下里跟巨才接触几次，觉得他为人比较正派，对困难中的《小说选刊》非常理解，令我这个当家人非常感动。有几次跟巨才聊天，知道他是一个书法行家，作家中最喜欢汪老的字，这次就想帮他求一幅。我把情况跟汪老说了说，他一听遇到知音，立刻就来了精神，展纸挥毫写了一幅。
汪老这幅字，以自如隽秀的行楷写就，“旧作”的清新脱俗自不待言，单就笔墨意态和章法布局，在我见过的汪老书法中也算十分讲究的。得这样一件墨宝，虽说意外，细较起来，也是缘分所关。没事时，我常对着它静静地端详，回想这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老头惯常的才气、学养、人品、文品，琢磨他何以总被大家目为当代文坛的“大国工匠”，或“最后一位文人。”
二
后来到山东聊城，才从东阿阿胶集团董事长秦玉峰那里得知，所谓“才高八斗”也者，语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山水派诗人谢灵运，是他对建安才子曹植五体投地的推崇赞誉。
史传谢灵运为人疏狂，恃才傲物，尝于酒后放言：“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得一斗。”这话貌似自谦，实则睥睨群伦，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气慨。而事实上，曹谢二人相隔两百多年，分处魏晋首尾，就文学成就和影响而言，前后呼应，各领风骚，并称“双雄”亦无不可。
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末年的建安年代，是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期。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中心，周围聚拢了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在内的“邺中七子”，他们并世而立，相互照耀，共同辉映着星汉灿烂的文学天幕。其中最耀眼的星座，当数曹植。
曹植的作品，最为人们熟知的自然是那首感愤“豆萁相煎”的七步诗，以及那篇情意缠绵的《洛神赋》，但他的名篇佳构绝不止这些。作为建安文学旗帜性人物，他于诗歌、辞赋、散文均有卓越建树。他的五言诗，无论叙事述志，长篇短制，皆意象开阔，比附生动，每一出手，轰动朝野。而他那些文采斐然、神思激扬的辞赋和表疏、书信等，尤为文坛推重，更深得文韬武略的乃父曹操赞赏。对这些作品，梁代文艺评论家钟嵘给以极高评价，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以至感叹：“嗟乎！陈思（曹植谥号）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诗圣杜甫也写诗称赞：“子建文章壮”，“诗看子建亲。”足见“八斗之称，良非溢美。”（明·胡应麟）
遗憾的是，尽管曹植才藻宏富，又贵为王侯，但他的人生历程并不如想象的那般春风得意。他的理想、抱负、才干一直受到权力的打压，仕途充满辛酸。这种打压，直接来自他的胞兄曹丕。这位在王位竞争中以心计、权谋胜出的魏文帝，说来也是文学大家，文章好，文论方面也下过功夫，出过文学研究专著，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样的经典名言，剖析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劣根积习。但一旦登上权力宝座，他对自己才华横溢、深孚众望的弟弟并未表现出丝毫的宽容，反而作为潜在的对手和不安定因素，严加监视，百般设防，使之一直生活在“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雍隔，同于囹圄”的境地中。在《迁都赋序》中，曹植曾痛苦记述：“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邺城，遂徙雍丘，而未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宁、颠沛流离的心理高压和精神摧残中，这位骨气奇高的“建安雄才”（唐·李白）在绝望中发疾而薨，走完了他精彩又坎坷的一生。
平实而论，曹植的不幸遭逢，既有权力倾轧的原因，也与自己政治修为的不足特别是性格方面的缺陷有关。按说，他的才干、资历、口碑、人望与曹丕比并不逊色，某些地方甚至胜人一筹。当年铜雀台上一场突袭式的“考试”中，他那篇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铜雀台赋》一鸣惊人，让父亲大感讶异，刮目相看。他十四岁就开始随父征战，北破乌丸，东临碣石，西出散关，南抵赤壁，有过较多的军事历练。而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的秉性又与父亲的务实作风十分契合。因此，他曾被作为曹魏政权理想的王位接班人考察培养，而最终又从后备名单中被拉掉，除过别人使坏暗算，他本人嗜酒如命，佯狂买酒，言行任性，不自约束，每每误事惹祸，授人以柄，也是重要原因。最严重的事端，是醉闯司马门。在那个事件中，他与好友杨修喝醉酒，乘车回家途中兴奋不已，强令卫兵打开王宫禁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大典时才可行驶的驰道上一路奔驰，穿过司马门，显阳门，宣明门，直达森禁最严的金门。这在当时真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件。虽然曹操已是权倾朝野，但朝廷中的反对势力也不可小觑，此事传扬开来，后果不可逆料。盛怒之下，曹操下令处死主管宫门禁卫的司马令，同时也对这个曾经十分看好、认为“可定大事”的儿子彻底失望。最后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曹丕为太子。这又印证了时下广为流行的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曹植毕竟是一介文人。他虽有“ 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愿望，却因书生气太重，对官场游戏规则罔顾不敏，结局也只能是怀正信而见疑，抱利器而无用，汲汲无欢，郁郁而亡。吊诡的是，与他遭遇最为相似的，恰是两百多年后对他心慕神追、推崇备至的谢灵运。谢出身豪门世家，不仅诗歌，书法、绘画等也都享有盛名。他虽寄迹官场，做过大司马行军参军，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但文人积习难改，常常耽于诗酒，妄议朝政，日夜宴游，荒废公务，受到举报审查，最后竟被以叛逆罪名杀害，结局比曹植更惨。
这两位魏晋才子的文学天分无与伦比。唐初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赞美他俩的文章，表达对他们的心仪与惋惜。想来也是，倘两位不为宦海羁縻消磨精力，是一定会有更多传世之作彪炳史册的。还是魏文帝说的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这些话见识高远，入情入理，倘曹、谢二位及早领会，止所当止，结局断不至如此令人扼腕唏嘘。
好像哪位作家说过，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人都热衷政治，都想当政治家，也是一件挺麻烦挺可怕的事。
又说，作家的天职是创作，就得拿作品说话，其他都是扯淡。
三
到达东阿当天，甫一见面，我便问秦玉峰总裁，手下现有多少人马，能上千吗——印象里，一个制药厂，能到这个规模，算是了不起了。
秦玉峰一边同我握手，一边仰起头直直地盯着我，像面对一位外星来客，但脸上仍保持优雅的笑意。
下车伊始妄发议论，难免弄出笑话。
次日的媒体见面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东阿阿胶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解放前一直是家庭作坊生产。1952年正式建厂，只有13名职工。经过65年发展，现在已是拥有六千多名员工，总资产110亿的全国医药百强、全国中药行业效益十佳企业。
这位负责人强调，从2006年上市以来的这十年，是公司发展最快效益也最好的十年，与十年前相比，企业销售收入由不到10亿增长到55亿，净利润由1亿增长到18亿，公司市值由22亿上升到426亿！
这十年，正是秦玉峰执掌乾坤，运筹帷幄，闪展腾挪，大展抱负的时候，被员工称做“秦玉峰时代”。
关于秦玉峰，员工们热衷谈论是他上任以来的若干“惊险动作”。比如，上任之初，面对阿胶市场的整体性萎缩，他如何果断决策，主动让出市场份额，培养竞争对手，与兄弟企业共同做大行业“蛋糕”，使业已退出主流市场的阿胶产品重又火了起来，企业焕发新的活力。比如，在原料市场驴皮日渐匮乏的情况下，他如何顶着内外压力，率先提高驴皮收购价格，让利农户和皮革供应商，从而促成了原料市场的回暖，为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了后劲。又比如，2012年，正当东阿阿胶在日本旺销之际，日本厚生省突然将东阿阿胶进口检测指标由243项增加到842项。面对这种别有原因的刁难和挑衅，他如何说服大家，以国家民族尊严为重，及时递交送检样品，最终以所有指标全部合格的检测结果，再次为民族品牌赢得国际声望。等等。
秦玉峰赧然一笑，说算是野史吧，不值一提。
秦玉峰1958年出生，16岁进厂当学徒，四十多年勤学苦练，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传承人。谈起公司十年来跨越式的发展，他认为主要是彻底告别了作坊式、家族式原始生产的理念，引入先进的现代管理思想。而实行“文化营销”即是其中重要一环。他说，文化是企业发展永远不会枯竭的资源。每一个老字号都有它独特的历史，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都是一本大书、一部经典。发掘利用好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强化品牌意识，提升品牌价值，企业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优势，赢得信誉，赢得市场。
秦玉峰这些新颖独到的见解，我是在参观“中国阿胶博物馆”并翻阅有关图文资料后得以认同的。
比方，我曾怀疑，既然一千多年前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就讲，阿胶“出东阿，故曰阿胶”，为什么现在还要在“阿胶”前面叠床架屋地加上“东阿”两字？
在博物馆，讲解员和蔼而又决然地解释说，这是绝对不可省略的。“东阿阿胶”是“国家重点保护品牌”，与其他同类产品最大的区别，一是原材料不同。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阿胶以乌驴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而“阿井”就在东阿，水源来自泰山、太行两山交汇处的地下潜流，水质“清而重，性趋下”（宋·沈括），异于寻常；二是工艺不同。好的阿胶要取阿井水，精选上等黑驴皮，经九天九夜、九十九道工序提取淬炼而成，胶质晶莹，色如琥珀，更宜人体吸收。这种将传统技艺精华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制作过程，被确定为国家级的保密工艺。其代表性的传承人，是秦玉峰。
一番点拨，茅塞顿开。东阿阿胶特有滋补养生功效，原来正是源自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工艺条件，源自千百年来从业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看来，张仲景、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医药名家说它“上品”，“圣药”，确是其来有自。而朱熹、曾国藩、李鸿章等名臣显宦将它视为“延赓续寿”“难得之物”，或自用，或孝亲馈友，亦在情理中。当然，更使它名声大振、身价百倍的，恐怕还是它自北魏起，就成为历朝历代的皇家贡品。诸如唐太宗派尉迟恭修护贡胶专用水井，长寿皇帝乾隆玄烨喜服“阿胶八珍糕”，同治皇帝遣钦差大臣监制“九朝贡胶”等，查之宫廷档案，均有记载。至若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道，却说生来为君容”，虢国夫人“东莱阿胶日三盏，蓄足冶媚误君王”，慈禧太后怀孕时患崩漏之疾，服阿胶而痊愈等，虽不见诸正史，但文献每有记述，无疑也给它增添了艳丽的光环。
想起超市颇为畅销的滋补零食品“桃花姬”。那娇艳的名称和醒目的包装总惹人驻足回望。秦玉峰讲，它的创意来源于白扑的散曲《锦上花》。白扑是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齐名的元曲大家，金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他随元好问来聊城避乱，见满城争说阿胶好，便在作品中对它作了诱人的广告式的渲染：“阿胶一碗。芝麻一盏。白米红馅蜜饯。粉腮似羞，杏花春雨带笑看。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其实，以东阿阿胶入诗入文的何止白扑，魏晋的曹植，唐代的元稹，宋代的王安石等历史上众多文坛大咖都为它留有脍炙人口的华彩篇章。其中罗隐的政治讽刺诗《黄河》，以“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故难名；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的诗句，对晚唐社会政治的腐败污浊进行了愤懑的抨击，从而也可看出，这种甚至可以使水质净化的药物，当时已是人们寻常谈论和吟咏的对象。
如此看来，这色如琥珀的东阿阿胶确是与文人墨客结有不解之缘，它承载有太多的历史信息，太丰厚的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情感。而这一切，都被秦玉峰娴熟自如地运用于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通过多种方式的运作，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彰显产品的高贵与荣耀，这，或许正是东阿阿胶独擅胜场的秘笈之一。
秦玉峰对我的看法未置可否。他拉我到博物馆另一展室，朝右手墙壁一指，脸上堆满抑止不住的兴奋与自豪：你可能不知道，东阿阿胶还会有这样一段光荣的红色历史！
右手墙壁的展版上，是一张业已变色发黄的旧报纸。仔细辨认，上面登载原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给毛主席送阿胶》。文章说，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时任鲁西北区党委民运部长的徐运北作为正式代表，出发时为表达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敬意，精心准备了五斤阿胶，一路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敌人重重盘查，经一年多时间长途跋涉，终于将阿胶带到延安，完成了鲁西党和人民的重托。文章内容、文字都朴实无华，但那种艰苦岁月里党和人民心心相印的真情实感，读来令人感动。另有一件文物复制品，是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给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便函：
黎锦熙委员：
各兄弟民族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东阿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两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并请查收。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信函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但算不上漂亮，诵读之际，想到的自然不止是东阿阿胶的荣耀，还有那个引人神往的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的年代。
座谈会上，有记者问，这几天的参访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未加思索脱口而答：秦玉峰。
是的，是他。这位身材适中，温文尔雅，言谈举止总透着谦和、自信和蓬勃朝气的掌门人，十年生聚，十年奋斗，以其开阔的视野，全新的观念，渊博的知识，出色的才干，引领一个老字号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而今又满怀信心向着世界一流企业迈进。他的文化基础，只是初中。这不能不让人感触纷来，浮想联翩。
秦玉峰在回答提问时讲，一个人的功业作为，离不开所处的时代条件。“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个人的能耐再大，也无法施展。
一位业务精通，学养深厚，既有理想激情，又有实干精神，既保持工人本色，又有强烈开创意识的人——我内心暗暗赞叹。才高八斗，不独古人。
四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袁子才说：“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郁达夫说：“江山也要文人捧，而今堤柳尚姓苏”。
在公司的欢迎会上，秦玉峰致辞：东阿是一座小城，也是一座文学大城。东阿的鱼山，高不过百米，却因一个人，成为古往今来所有文人心目中无比瑰丽的高峰。
他说的是曹植。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经太皇太后（生母卞氏）求情，曹植被从地瘠民贫的雍丘徙封东阿王。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半生颠踬，身心俱疲。书生意气，消磨殆尽。在东阿这片“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佳地”的土地上，他暂避宦海纷争，搁置功名欲念，度过了一段相对悠闲的时光。一方面，他“心甘田野”，与当地民众致力躬耕，发展农桑，从晨兴夜寐的劳作中体悟天理人心；另一方面，东阿辽阔壮美的自然风光与老百姓厚道朴实的地域性格，又给他极大的精神慰藉，使心境变得愈发通脱澄明。这些，都体现他在这一时期所写《辨道篇》《释疑论》《升天行》《飞龙篇》《驱车篇》《远游篇》等诗文中。
东阿生活的两年，是他疗治心灵创伤，重新焕发创作激情的两年。
这期间，曹植最常去的地方是鱼山。这是一座远离市缠，景色清幽的山丘，南临黄河，北连阡陌，因形似甲鱼静卧而得名。山不高，但据方志记述，原先也是奇壑异峰，曲径蜿蜒，深林修篁，流泉琤琮，这在苍黄的鲁西北，也算一处难得的游览胜地。在豆萁相煎的的明枪暗箭中伤痕累累的曹植，对这样一个可以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浸淫诗书、安妥心灵的地方自是情有独钟，以至史书有“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 的记载（陈寿·《三国志》）另据释世道《法苑珠林》，曹植在鱼山的一大文化贡献，是创制了佛教经诵乐谱《梵呗》：陈思王“尝游鱼山，忽听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聲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聲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释慧皎《神仙传》也说到“夫梵呗之起，亦肇于陈思。”此后更有学者认为，道教颂经礼赞的“步虚声”也是仿效梵呗，“托始于陈王。”故如同梨园弟子尊唐玄宗李隆基为祖师，各地寺庙道观在在举行大型颂祝奏乐之前，据说都是要焚香燃烛，礼拜乐谱首创者曹植祖师的。
在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中，心地善良的曹植只能是一个悲剧人物。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朝廷又改封曹植为陈王，将他从东阿迁逐到现今的河南淮阳，不久便在前途绝望和病体支离中告别人世，时年四十一岁。次年三月，其子曹志依照他生前遗愿，将其骸骨由陈迁至鱼山，依山营穴，封土为墓。
费人猜详的是，此墓何以坐东面西，与常例相悖？是逝者为了遥望邺城故地，缅怀那些“不以贵任为怀，直置清雅自得，常闲步文籍，偃仰琴书，朝览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振藻独步之才陪游于东 ”的浪漫岁月，还是为了表明永远弃绝那些不堪回首的政治争斗，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案可稽的是，曹植死后，朝廷确曾下诏推倒档案中对他的诬陷不实之辞，并念其自少及终，篇籍不离于手，责成有司撰录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录凡百余篇，副藏内外。但最终的盖棺论定，又是说他他一生屡犯错误，须好生反思，故谥号曰“思”。人死了，留这么一条尾巴，这究竟算改正，平反，还是变相凌辱，也是见仁见智，各有别解。
曹植墓自魏太和七年营建，一千七百余年风雨沧桑，损毁严重。现在的陵墓是解放后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几度拨款修复，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园中除神道、墓室外，尚有隋碑亭、子建祠、羊茂台读书处、洗砚池、梵音洞、神女庙遗址、碑林、摩崖石刻等景点，皆相距不远，有小路可通。其中隋碑亭中的《曹植墓神道碑》，立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早先曾沉没于黄河，至清初捞出，还置墓侧，建亭保护。同去的文史专家、县文管所原所长刘玉新先生讲解，此碑不仅年代早，为曹植生平留存了较为可信的资料，而且对研究我国汉字书法的演变有独特价值。碑文总计931字，其中篆字41个，余皆隶、楷相杂，通篇看去，又浑然一体，暗合神韵。刘先生讲，在我国书法史上，隋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通参杂多体、奇正相生的碑文，正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证，康有为先生的《广艺舟双楫》把它列为“能品上”，确是有其道理的。如此说来，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鄙人能有幸亲睹此碑，尤应感谢秦玉峰总裁的精心安排。
“人才三国数谁良，子建于曹独有光。七步成诗名盖世，千年冢陷骨闻香。”在碑林，诵读这些前人诗作，刘玉新先生情不自禁地感叹，曹植营墓鱼山，是鱼山之幸，也是东阿之幸。要不哪会有这么多中外人士接踵而来，到东阿参观，考察，瞻礼，凭吊！
不错，他所说的，正是我们两天来的共同感触。我想补充的是，正因了这一位文豪、一种圣药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的精神与物质滋养，东阿，这个偏处鲁西北一隅的小县，注定要光耀青史，名重天下。
责任编辑 张明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