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银
笔者认为，《杂文月刊》2020年11月下文摘版《庆城最严禁酒令 拿什么守住监督边界？》一文，只是指出了“最严禁酒令”本身的一些不当之外，尚未触及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
其实，甘肃省慶城县的“最严禁酒令”，与许多地方出台的许多禁令一样，不过是稻草人，约束力非常有限。它令人感觉不爽、憋屈地方，在于无视人们的自由和尊严，逼着人们把本来合情合理的事当成见不得人的事而偷偷摸摸去做。这就好比有人命令你说，你晚上睡觉只能做某些梦，而不能作另一些梦;你白天醒着的时候，不能胡思乱想，只能思考规定的事情。尽管这种命令并不会影响你作梦和思考的自由，但你听到这样的命令，心里是什么滋味？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不靠谱的禁令竟然能够堂而皇之地颁布出来了，颁布出来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公职人员敢于站出来进行抗议和抵制！
领导也是人，领导不是完人。任何领导都难免会有一些由其特殊的禀赋、阅历和现实境遇决定的特殊的思维和好恶。假如这种特殊的思维和好恶只是体现在个人生活中，非但没有坏处，反而令生活五彩缤纷。但是，假如有领导企图将个人的思维和好恶推广至其权力覆盖的整个领域，就可怕了。因此，就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力量，遏制这种权力任性。遏制地方领导权力任性的力量大约有这么几种，一是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二是上级领导，三是同级人大、政协，四是广大的民众。“最严禁酒令”的出台，说明这四种力量全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最严禁酒令”的利益攸关者——广大的公职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地说“不”，这才是最严重、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