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构建了一座关于“寻找”的艺术迷宫。 读者可以通过疾病、得病的人、如何治愈三条路径，抵达“迷宫”的中心——寻找。进而将发现，像主人公东声一样去“寻找”自我，是生命存在的一种要义。
关键词：陈继明 《七步镇》 路径
在长篇小说《七步镇》中，作家东声（小说中的“我”）在历史与现实纵横错杂的时空里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患上回忆症的病理原因，坚韧而执着，清醒而理性。而围绕东声的“寻找”，在似真亦幻、实中又虚的叙事里，陈继明构建起一座关于个体生命本质的立体化迷宫，既繁复又明晰，既宏大又幽微。这是陈继明式的叙事，如他一贯的写作，总是向个体心理世界的深处聚焦，顽固、痴迷，鲜见边界，跳过我们的期待，也超出想象。所以，面对《七步镇》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进入”的路径，需要找到东声的“寻找”。
路径之一：疾病
在陈继明的小说里，疾病是一种重要的美学元素，诸如麻风病（《一人一个天堂》）、精神分裂症（《每一个下午》）、忧郁症（《忧伤》《留诗路》）、呆傻（《灰汉》）、回忆症（《七步镇》）等等。原因在于，一是“五四”以降，受西方文学的强力影响，中国小说逐渐实现了由情节叙事到性格心理叙事的现代转型。其中，基于小说家自觉的创新意识，小说人物生理或心理方面的疾病，常常被作为一种叙事角度，创造出读者陌生的异态化生活状貌与人生情境。二是作家个体独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感悟。疾病的多重性隐喻效果，使陈继明小说能够突破常规叙事的惯性，进而生成复杂、丰沛的意义空间。但疾病叙事带来的文体创新，一方面增加了小说新的审美维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审美难度，形成对读者阅读和接受的直接挑战。为此，东声在《七步镇》里说自己只“为七八位读者写作，而非更多”。
的确，以第一人称的疾病视角展开故事，小说的叙事将会不可避免地聚焦于个体人物的内部心理，这就要求读者逐句阅读才能把握故事的全局。东声患的是回忆症。回忆症是强迫症的一种类型，属于典型的精神性疾病。诊断和治疗这种常人罕有所闻的疾病过程，构成了《七步镇》的基本敘事结构。也就是说，回忆症既是《七步镇》的叙事角度，也是它要表述的内容本身。
事实上，通过东声寻找自我以求疗救的过程，陈继明在小说中创造了两种既平行又交叉的故事时空。一种时空是现实里的城市。在“记忆的深处”或“时间的远处”，东声寻找自己今生的过去。另一种时空是历史中的西北乡村。东声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寻找前世的自我——军人李则广。两种时空以治疗回忆症勾连互通，虚实相衬，形成了奇妙迷人的自洽性叙事效果。例如，回忆症的临床特性与诊断治疗的原理是实，寻找自我的治疗过程则为虚；涉及人物活动的地理空间是实，东声等具体人物则为虚；今生是实，前世则为虚……不仅是以实写虚，《七步镇》的文体魅力更体现于虚中显实上。
具而言之，虚中显实之一，是小说中的东声与作者陈继明在多个方面高度一致。身份：教授兼小说家；职业：大学教师；出身：西北农村；经历：在宁夏成名，后移民珠海；作品：都是陈继明作品的实名。此外的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这样的笔法，会让不少读者误以为《七步镇》是自传体小说。虚中显实之二，是东声在甘肃省甘谷县寻找前世李则广的过程中，展示在小说里的西北人文史迹，那是一种融入时间血脉里的超迈、雄浑和苍劲。作为学者型作家，东声在回忆症疗治过程里的绵密复杂的内心活动，尽显于有关人生、人性的逻辑思辨与学理性感悟中。这种真实而厚重的心理蕴涵，借助回忆症的外在形式，在纵向拓展历史深度的同时，也延伸到空间的广度，表现出真幻互融、虚实相济的魔幻性文体特色，于对立统一中呈示别具风采的艺术格局和美学气象。
路径之二：有病的人
重度回忆症造成的心理疼痛，四十年来一直折磨着东声，让他有了“三次婚姻，十个地方的生活，六个单位的工作”。这是潜意识驱使下的逃避，来自东声对自我的恐惧和躲闪，因而他逃避婚姻、逃避特定环境，也逃避相对固定的职业。这种逃避，可谓东声寻找自我的潜意识行为，它被动且难以自知，需要借助外力定位和唤醒。心理医生王龄的诊治，成为定位和唤醒的第一步；女博士生居亦挚热的爱情，让东声从被动到主动，开始自觉地寻找自己今生的过去和前世的自我。而这样的寻找自我以求疗救过程，必须有一个真切合理的逻辑前提——人物的充分可信性。为此，陈继明把自己的身份、职业、出身、写作实绩等部分真实信息，设定为东声的基本形象要素，进而让东声的自我寻找在珠海、澳门、甘肃省甘谷县等实有的地域环境中展开。除了虚构的七步镇和海棠村，小说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此用心，可以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抛却面对绝大部分小说时秉持的虚构意念，对精神病人东声最大限度上信以为真。由此，东声成为理智且清醒的精神病人。围绕自己所患回忆症的诊断和治疗，所有的恐惧、犹疑、困惑、痛苦和心理疼痛，东声都能以学者的理性做分析、以作家的清醒来表达。这种理智与清醒，一直支撑着东声寻找自我的全部行程。也因此，东声的内心充满了丰富多向的思索感悟，既关乎人性人情，也指向社会人生。
在东声丰沛繁复的心理活动里，涉及“我”与他人、“我”与自我的逻辑性考辨随处可见。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小说，陈继明在东声和居亦关于小说的交流中，道出《一人一个天堂》里的杜仲、《北京和尚》里的可乘、《灰汉》里的银锁、《芳邻》里的灰宝等人物，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受难气质”和“圣徒气质”。这不仅是小说中强化人物可信身份的艺术需求使然，更主要的是在凸显东声与以往陈氏小说人物在形象上的不同。杜仲、可乘、银锁等人物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愿望，无条件地为他人去“受难”，去做圣徒式的善行，思与行向外扩展；东声则是通过疗救自我，力图在深邃广袤的时间空间之内，寻找本质意义上的个体生命属性，其思与行聚焦于自我的心理内部。由此，东声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从了解自我到发现自我是“孤独”“脆弱”的，自我更是“贫贱”的，所以“爱是我们贫贱的证明”a。这是经由形而上的痛苦精神探索，得出的有关“我”、我们的本质属性。“我是不是最好的自己？”“我是不是最真的自己？”东声在结尾处的一系列诘问，表明他又是一个具有使命意识和道德自律的精神病人。
至此，精神病人东声在现实与历史、城市与乡村、今生与前世、“我”与李则广之间，完成了寻找自我的生命历程。同时，在这种寻找中，一个真实、理智清醒、具有使命感和高度道德意识的“自我”形象——东声，也逐渐丰满和立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东声这个回忆症患者的形象，将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既特殊又独异的艺术存在。
路径之三：有病的人能痊愈吗
在关乎现实的物理距离上，散文可能比小说离我们更近。但最近的也许又最远，因为它容易从意识形态的显明视角切进，在活动着的当下扮演群体中的圣贤和神明，用直接诉说宣示教谕，或悲天悯人或愤世嫉俗。小说则可以采用非意识形态视角，让假定的人物与事件运行于特定的时空里，形象地呈现作家的感受和发现，或冷静从容或平和理智。与人群中的喧哗嚣嚷比较，远处的静观默思尤为可贵。所以，从心理层面看，最远的小说有可能离我们更近。
《七步镇》离我们很近，近到或许我们就是东声。当我们跟着东声进入《七步镇》的深处，就会发现东声“寻找”的足迹，已经在 “我”和自我、个体和社会、现代和传统的多维、幽微的广阔时空中，绘制出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既属于东声也属于我们的精神图谱。陈继明通过东声的自我寻找，采用“盯住一个人”b的手法，向读者提出“病人应该如何自处”的问题。小说里的“病”，于东声是回忆症，于我们则可能是健忘症、抑郁症、焦虑症等。此中的区别是主人公很清楚自己的病症，而我们却不自知。于是，引着我们找到自己今生的过去和前世的“自我”，就成为东声自我寻找的隐秘意义。东声的“寻找”显出的真相在于：“自我”个体生命的孤独笨拙、贫贱脆弱，导致了我们对于此在与当下“自我”认知的混沌和迷茫。
然而更为残酷的是真相的另一面。东声“穿梭”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终于找到自己的前世，也找到了今生的病痛之源，他的病却并没有完全被治愈。从回忆症里走出来的东声，又出现了新问题。东声在小说的结尾又向自己“发出强烈的疑问”：从西北回珠海也即从历史回到现实中的“我”，“算不算我自己？”东声的寻找自我，显然还没有真正结束。作者于此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主题空间：东声的病痊愈了吗？答案可能在前世的另一端，因为那里有東声的未来。“寻找”，也许就是东声同时也是我们永远的宿命。
而“寻找”，也是《七步镇》这座艺术迷宫的结构中心。个体生命的欲望、情感、执念，以及由此滋生的精神羸弱和心理乏力，已经成为通约性病源，既折磨着东声，也困扰着我们。像东声一样去“寻找”自我，也许就是生命存在的一种要义。但我们要明白，“出门七步，遇敌十人”，这“十人”可能并非别人，只是多面的“自我”。
a 语出法国宗教思想家西蒙娜·薇依（1909—1943）的《重负与神恩》，顾嘉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b 陈继明：《盯住人，盯住一个》，《名家名作》 2016年第5期，第1页。
作 者： 郭海军，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