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其然
摘要：《云谣集》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曲子词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完整性，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性别视角来看，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特色。《云谣集》中的三十首词作均反映了唐代女性的生活与思想感情，且其中相當多的作品为女性自叙之词，极富鲜活浓郁的生活气息。《云谣集》虽有数首咏歌伎之作，但更多反映的是唐代中上层女性的生活状貌，这一结论与对《云谣集》之俗文学性质的判断并不矛盾。
关键词：《云谣集》??? 敦煌写卷??? 女性词??? 俗文学
《云谣集杂曲子》简称《云谣集》，是词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词籍，共收录十三调三十首词作，创作时间据考约在玄宗开元年间，以描写女性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为主。《云谣集》中的词作虽透出朴拙直率的民间词特征，但较敦煌藏经洞中发掘出的其余民间曲子词而言，已有了文人修饰的痕迹，在同时代民间词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唐圭璋先生认为“此集为词中之大辂椎轮，讵容忽视”①。《云谣集》自重见天日以来，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为研究早期词体发展史的重要材料。王国维、罗振玉、郑振铎、唐圭璋、任二北等前辈学人都曾对《云谣集》做过整理和研究，但多停留在校勘注释的阶段。21世纪以来涌现了更多学术成果，涉及《云谣集》中的词作内容、思想内涵、词史地位等重要问题。总的来看，将《云谣集》置于敦煌曲子词这一整体视域中进行观照的研究居多，而单论《云谣集》的文章较少，从女性视角对《云谣集》的研究则更为鲜见。笔者认为，《云谣集》反映了唐代不同阶层尤其是中上层女性的生活和情感，部分作品为女性自叙之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色，词集体现了以女性生活和思想情感为核心的编纂宗旨，在我国女性词史乃至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云谣集》这一创作特点的揭橥，对于判定《云谣集》的创作主体、俗文学性质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云谣集》中的女性自叙
虽然现存分载于敦煌斯1441卷和伯2823卷的抄本《云谣集》并无对编纂者和词作者的任何记载，但根据词作可以断定，《云谣集》并非词别集，而是作为唱本歌本编集的词总集。《云谣集》兼具民间词性质和文人化特质，据此明确划定作者范围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最初的创作者是社会下层百姓，但这些民间传唱之作已经过了文人润色，如赵叔雍《〈云谣集杂曲子〉跋》称其“或出于歌楼酒人之口吻，或即为伎家操索之群工”②;一种认为《云谣集》本就出自底层文人之手，如鲍震培认为“作者来自民间底层的无名文人，或有女性作品”③，近年来甚至有学者认为《云谣集》当取代《花间集》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④对此，笔者认为，《云谣集》最初的词作者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名姓不详的文人，且这些词作者中有相当比例是女性，故而将作者归为文人或非文人从而划定《云谣集》是民间词或文人词的做法并不妥当。而从题材内容和性别视角来看，《云谣集》的女性特色却是相当鲜明的。
《云谣集》中的词作呈现出多样的艺术特色，有的细腻婉曲，如《凤归云》其一;有的深峭隐秀，如《天仙子》其一;也有的直白浅近，如《抛球乐》其一。诚如任二北先生所云：“盖《云谣》乃选本，其中所有作品，非必出于一人之手。论其辞格，当然有文、有质、有精、有粗，逐词分看，庶可实事求是;若就全集，以求通义，强三十三首之一致，于势不可，于事亦不必耳。”⑤而从词作的创作风格、遣词造句来看，《云谣集》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均出自女性之手，为女性自叙之作。《云谣集》中的词作创作于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的盛唐时期，其时女子拥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社会上涌现出一批能诗善赋的伎女、女冠，如薛涛、鱼玄机、李冶等。许多宦门妇女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如《荥阳赵氏墓志铭》中称墓主“尤精鲁宣公之经诰，善卫夫人之华翰，明左氏之传，贯迁固之书，下及诸史，无不该览”;又如出身荥阳郑氏的郑慈柔为其夫李全礼撰写墓志铭，文辞典雅清丽，用情真挚哀婉。但女子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依然不及男子，故作品多不传于闺阁之外。
从题材内容来看，《云谣集》中所收三十首词作均与女性有关。其中二十六首是对女性生活情态的描写，三首以男性口吻抒写对女子的相思之情（《天仙子》其二、《竹枝子》其二、《鱼歌子》其一），一首《拜新月》其二虽为颂圣之作，但该词从拜月之俗着笔，中秋拜月纯系女子之事，所谓“男不拜月，女不拜灶”，故此词亦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色。词集中的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良家妇女，一类是歌伎。邓红梅在《女性词史》中写道：“在并非士大夫或一般士人参与、作者又不显形的民间写作层次上，作者的抒情一般还保持着原汁原味，那种以男性之身抒女性之情即隐没抒情主体的曲折写作路子，或者故意采用女性化的抒情主体形象来传达男性文人的政治感遇的隐曲之作，较少有市场。这是民歌与文人文学的重要区别所在。"⑥从《云谣集》中，我们可以读到语言表达和思想感情都完全呈现女性风貌的自叙之作。下面选取两首典型作品进行分析。
《抛球乐》之一是一首歌伎自叙之作，以明白直露、情意真切的口吻抒发了对负恩公子的怨怼和错负真心的悔恨：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⑦
词中女子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真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情感。该词全用口语，略无婉曲隐喻之词，一位天真单纯、爱憎分明的歌伎形象宛然在目。这位女子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一位“少年公子”身上，但事实却是二人之间的身份差距或男性变心导致恋情破灭，超越现实限制的爱情期许和现实人生中的种种阻力构成了隐于词句之外的深层悲剧。
《倾杯乐》之一则呈现了一位女性从深闺少女到空闺怨妇的一段生命历程与心理嬗变：
忆昔笄年，未省离阁，生长深闺苑。闲凭着绣床，时拈金针，拟描舞凤飞鸾。对妆台重整娇姿面，自身儿算料，岂教人见？又被良媒，苦出言词相诱该。每道说水际鸳鸯，惟指梁间双燕。被父母将儿匹配，便认多生宿姻眷。一旦娉得狂夫，攻书业抛妾求名宦。纵然选得，一时朝要，荣华争稳便？
这首词同样语言质朴、感情真挚，使用了“闲凭着”“自身儿算料”“诱詃”“争稳便”等口语俗词。词中女子在出嫁前谨遵闺训，勤于女工，未谙世事，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之后，她对这段姻缘忠贞且充满期待，不慕功名利禄，但求夫妻团圆，她的心声代表了女性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云谣集》中有十八首作品均以女子口吻创作，但这些词作究竟是女性自叙其事，还是“男子作闺音”？尚需逐首具体分析判断。如《喜秋天》其二，寓内心悲愁于衰残秋景，以捣练之声衬孤独之情，运用了渲染、衬托等艺术技巧，难以断定是女子自叙还是文人拟作;又如《洞仙歌》其一，运用了“风醋”“尤泥”等俗语，又直白地吐露了“愿长与今宵相似”的愿望，比较可能是词中的征妇本人所作。通常来说，男性文人笔下的闺怨诗多是含蓄蕴藉的，诗中的女性往往缄默不语，充当任人描绘、演绎的意象，真正的抒情主体——男性作者则通过对女性情思的描摹，将自我内心幽微的情绪映射于闺阁之间，委婉地抒发难以明言的襟怀抱负。《云谣集》中亦有这样的作品，如《天仙子》其一，王国维评价其“情词宛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两相对照，可见文人笔下的闺怨词多是隐晦的、朦胧的、抽象的，追求的是一种不限于具体身份、情结的心灵共鸣;而《云谣集》中的女性自叙词则是直露的、明朗的、具象的，表达的是就其人其事而发的所思所感，更富有鲜活生动的生活气息。
二、《云谣集》对社会中上层女性生活的反映
如上所述，《云谣集》与女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部词集反映了何种身份的妇女生活呢？孙其芳先生在《云谣集概说》中认为：“《云谣集》所收，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所写的内容，基本为下层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涉及中上層之家的妇女、也就是官宦、贵族之家的妇女的，只是个别情况（如《内家娇》二首）。”⑧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在《云谣集》中，《天仙子》其一、《浣溪沙》二首、《柳青娘》二首、《抛球乐》二首这七首词作或提及“歌扇”“词唇”，或着笔艳媚，或发语真率，可初步判定为咏歌伎之作。至于其余词作中的女性，从衣装服饰、日常生活、家庭境况来看，均无法判定是“下层妇女”，而能够佐证她们出自中上层之家的词句反倒俯拾皆是。
其一，仔细辨析，可以发现，《云谣集》中的部分良家女性有着不凡的家世。如《凤归云》之四中的女性自述“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竹枝子》其二中的女性为“公子王孙女”;《倾杯乐》其二中的女性“堪聘与公子王孙”。另外，《浣溪沙》二首、《倾杯乐》其二、《渔歌子》二首均写到“五陵”“五陵年少”，虽是虚指，但唐宋诗词中的“五陵少年”基本上都是“银鞍白马度春风”的风流形象，未见以该词代称社会底层少年者。
其二，《云谣集》对部分女性生活环境和服装衣饰的描写充溢着浓郁的轻艳富贵气息。如描写居室精致华美气象的词句有“罗幌尘生”（《竹枝子》其一）、“高卷朱帘垂玉牖”（《竹枝子》其二）、“画合雕梁燕语新”（《破阵子》其一）等。再如对女性衣饰的描写：
犀玉满头花满面，负妾一双偷泪眼。（《天仙子》其一）
满头珠翠影争光，百步惟闻兰麝香。（《竹枝子》其二）
浑身挂绮罗装束，未省从天得知。（《倾杯乐》其二）
丝碧罗冠，搔头坠髻鬓，宝装玉凤金蝉。（《内家娇》其一）
倚帡帷坐，泪流点滴，金粟罗衣。（《拜新月》其一）
其三，词中女性的文化素养与生活习尚，也反映出其非同一般的贵族身份。唐代女性普遍爱好音律，宦门女子尤甚，“自魏晋六朝以迄唐宋士大夫家庭除本为歌妓外，其夫人姬妾或弹箜篌或吹箫或撼笛或弹琵琶，见于咏歌及杂记者，不可胜数”⑨，这种风气在《云谣集》中也有所体现，“笙簧无绪理”“须索琵琶重理”“赚妾更深独弄琴”“能调丝竹”等句均可反映词中女性的音乐素养。《竹枝子》其二中的少女“爱引猧儿鹦鹉戏”，在唐代鹦鹉是陇西、岭南等地进献朝廷的土贡品，在市集上售价昂贵，王建《伤邻家鹦鹉词》中就有“东家小女不惜钱，买得鹦鹉独自怜”的记载，可见这位少女极有可能出身贵族之家。
其四，《云谣集》所反映的府兵制度下的征人，参军的目的是求取功名而非维持生计。边塞闺怨是唐代诗词中的常见题材，《云谣集》中有八首词作明确抒发了征妇对征人的思念之情。孙其芳根据《洞仙歌》其二“战袍待稳絮，重更熏香，殷勤凭驿使追访”一句自备征衣事判定“词的写作，自在府兵制废除之前，当在开元前期”⑩。这八首作品虽是唐代府兵制度的文学映照，却非底层人民的生活写照。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描述唐代的府兵制：“根据当时法令，下三等民户，是没有当兵资格的，只有在上等中等之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给他正式当兵……募招上中等人家壮丁籍为府兵。”?对这些征夫来说，从军是一种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主观选择，有的闺妇对此也颇持一种理解赞成的态度。在《云谣集》中，《凤归云》其四中的征妇称征夫“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破阵子》其四称“为爱功名千里去，携剑弯弓沙碛边，抛人如断弦”。她们对征人不归的心态与其说是“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不见归”的辛酸，毋宁说是一种“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轻愁。
总之，《云谣集》中的词作固然反映了歌伎等下层女性的生活和思想情感，但也有不少词作反映的是上层女性的生活状貌。这一结论与《云谣集》具有俗文学性质并不矛盾，诚如任二北先生所言：“同一首《云谣》之辞，可以尔俗之，我雅之;同一人论云谣，可以今日雅之，明日俗之;此处雅之，彼处俗之。原属主观之论，不妨各从其便，毋庸强同。”?回顾《云谣集》的研究历程，许多看似相异的观点和不必要的驳论，其实都源于没有明确定义所讨论的概念。尤其是“俗文学”“民间文学”“底层社会之文学”，对这三个概念做出准确定义是《云谣集》研究的必要前提。谭帆教授曾指出“俗文学”学科发展的几项问题并给出相对准确的学科定义：“‘俗文学’之‘俗’最本质的属性应该是‘世俗性’，追求表现内涵、审美趣味的世俗化和形式的通俗化是俗文学的基本特性。故‘俗文学’是介于‘雅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文学现象，它同样也是‘作家文学’和‘书面文学’。”?敦煌曲子词中除《云谣集》之外的其他曲子词无疑属于“民间文学”，五代《花间集》属于“雅文学”，《云谣集》符合“俗文学”的三条基本特性，将其归类为介于二者之间的“俗文学”比较合适。《云谣集》是俗文学而非民间文学，其中的词作更不是专门反映底层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明乎此，研究《云谣集》时便不致根据词作在形式上的“俗”，回避它在内容上部分反映了宦门女性的生活这一明显事实。
综上所述，《云谣集》是一部全面反映唐代社会各阶层女性生活的词总集，其描写对象上自贵族女子，下至底层歌伎，词作内容涉及女子容色、妇女生活、征妇相思、歌伎恋情等方面。《云谣集》中既有以男性视角观察、描写女性的词作，也有女性自叙之作，但宦门女性不便、亦不愿为自己的作品署名，歌伎在创作词作并传唱时也往往没有留名的意识，这与我们看到的《云谣集》作者不详的情况相符。《云谣集》虽然部分反映了中上层社会的女性生活，但词集中无论是对闺妇的描写还是对歌伎的描写，其真挚的情感和浅近的语言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性”，具有鲜明的俗文学特质。
①唐圭璋：《〈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第225页。
②赵叔雍：《〈云谣集杂曲子〉跋》，《同声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号，第94页。
③鲍震培：《俗曲流云谣雅词漾花间——唐五代〈云谣集〉与〈花间集〉之比较》，《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4期，第70页。
④陈可妍：《敦煌曲子词集〈云谣集〉文人词性质探析》，《语文学刊》2010年第10期，第23页。
⑤?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469页。
⑥邓红梅《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⑦本文所弓《云谣集》原文均出自孙其芳《〈云谣集杂曲子〉校注》，载陈人之、颜廷亮编《云谣集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⑩孙其芳：《〈云谣集〉概说》，《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期，第66页，第61页。
⑨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80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0页。
?谭帆：《“俗文学”辨》，《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