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契诃夫 叶绍钧 短篇小说 叙事
摘 要: 契诃夫是闻名世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创作追求一种平淡、客观、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对20世纪早期的中国作家影响较大,叶绍钧就是其中一个。相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使得叶绍钧在大师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温和、客观、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在中国作家中独树一帜,成绩卓著。
在世界文学史上,以短篇小说名世并产生广泛而又久远影响的作家不多见,契诃夫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他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但谈到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作家及其艺术成就的影响,其他两位则远远不及。契诃夫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和800余篇小说中,他对俄罗斯民族国民性格中历史积垢和阴暗面的挖掘与揭露,对小市民庸俗势利习气的讽刺与针砭,对改革者与庸众对立、被包围于“无物之阵”终致死灭的悲哀与忧思,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对新旧交替时代处于探索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和心灵世界的描绘与刻画,辛辣尖刻、悲喜交融、笑中含泪的幽默讽刺笔法,以及对现代短篇小说含蓄简练、精粹峭拔、客观写实、硬钩白描等艺术品质的探索,凡此种种,都对以鲁迅、叶圣陶、张天翼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如同契诃夫这样的文学大师对于另外一个民族文学的影响往往具有整体性和持续结合性特征,而中国现代作家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和生态中接受外来影响也是各个不同的,一个作家可能同时受到许多外国作家的综合影响;而且即使同样对某个外国作家感兴趣的中国作家,其接受影响的角度和深度也往往大相径庭;同时还应当注意到,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不仅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追求、创作个性和精神气质上的接近,优秀的作家在接受外来的艺术影响后,也往往将这种影响融化到自己的创作境界之中,与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现实生活,以及时代主题结合起来,促成作家创作个性的成熟,成为作家独特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鲁迅主要是在改造国民性主题和探索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方面接受了契诃夫的影响,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提升到一个相当的思想和精神高度的话,契诃夫对叶绍钧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使中国现代小说摆脱道德主义传统,冷静、真诚、忠实地按照本来面目描写现实生活的客观化叙事原则上。由于对道德说教的避免和对作者主观倾向的有意隐蔽,使叶绍钧在契诃夫影响下发展出有别于鲁迅颇具抒情性和议论色彩的相对温和、客观、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
史涅德尔说:“在契诃夫的作品里,中国作家找到了对正在苦恼着他们的许多生活和创作问题的回答,譬如说中国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物描写问题。按照许多世纪以来部分民族戏剧和古代小说的传统,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是用善或恶的一种色彩进行刻画的。契诃夫的作品给中国作家揭示了一些创作的新途径和另外一些可能性。”①这些“新途径”和“另外一些可能性”首先体现在契诃夫与叶绍钧都致力于从现实的、自己所熟悉的、发生在身边的日常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从平常人的生活琐事中描写和刻画人物,透过不被人注意的生活现象揭露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丑恶。科布林说:“契诃夫劝作家选择日常生活的题目,不要夸大,应该纯朴地叙述,作家的同情与博爱应该是潜藏的,无论是他可喜的人或是可憎的人,都应该是一样的描写。”②可以看到,契诃夫小说中没有传奇英雄和偶然事件,一切人物都如同从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的一样,既没有英雄头上的耀眼光环,也没有恶魔身上的阴森恐怖,所有的事件都是“茶杯里的风波”,平淡而来,自然而去。但就在这些平凡自然、普普通通的人物事件身上,却透露出作者极力挖掘出的发人深思的生活真理。如《胖子与瘦子》只是写一对少年时代的伙伴在多年以后的偶然相遇,在热情寒暄一番后,当瘦子得知对方已经升到了比自己更高的官位上,于是拍拍打打的亲热变成了谄媚的奉承巴结。人物事件普通平常得似乎随处可见,似乎是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都会发生,但揭示出普遍人性中势利的一面;再如名篇《变色龙》,作者描写的也仅仅是某个小城市中几分钟内发生的小故事。围绕着狗的主人,警官奥楚蔑洛夫当众变色五次,一会要讨好将军,对着狗阿谀奉承、赞语如潮,一会又神气十足,要伸张正义,将狗处死,就在这类平凡琐碎的生活小事中揭开了他身上隐藏着的奴才根性。
叶绍钧也坚持写自己身边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并从那些灰色人物的灰色生活中展示社会的黑暗和他们灵魂的卑微。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评价道:“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对此,叶绍钧自己也说:“我在城市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地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③在叶绍钧近百万字的小说中,塑造了以农民、小知识分子、劳动妇女、小市民为主的近百个人物,但其中既没有畸人怪事,轶闻秘录,也没有异域风光,传奇英雄,而完全是由那个时代最平凡的人物组成的。无论是《饭》中备受贫困和屈辱的吴先生,还是《一生》中“抵得半条耕牛”而被买来卖去的“伊”;也无论是《校长》中四处碰壁的叔雅,还是在军阀混战中为了保全家庭和职业不得不费劲心机的潘先生,都是现实生活中会有的人,都是符合生活的必然逻辑的会有的事。他的这一艺术追求也真正实现了周作人所倡导的“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事实”的“平民文学”的主张。④
其次,契诃夫和叶绍钧都坚持客观化叙事的原则,在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理解中,表现出一种更为理性宽和的态度,较少情绪化的主观渗入和说教意味,而是用一种超越生活表层现象的眼光描述人间的一切,因此给人留下描写逼真、自然、冷静的印象。契诃夫说:“我的职责是以实事求是的冷静的态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真实地、正直地、客观地描写俄罗斯生活,而不是按照……民粹派的宗教主义或自由派的‘空谈家们的无中生有的、公式化的、持有狭隘集团偏见的想法来描写生活。”⑤同时,契诃夫与叶绍钧还主张要将作者的主观倾向尽可能地隐蔽起来,以便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1883年,年轻的契诃夫建议他的兄长亚历山大说:“要完全撇开自己,不要把自己硬塞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去,哪怕只把自己丢开半个钟头也好。……主观态度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所以不好,是因为它把可怜的作者连胳膊带腿都暴露出来了。”⑥但这种艺术追求并不意味着作家对笔下的人物完全冷漠无情,或者缺乏自己对于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判断。契诃夫说:“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7}他认为应该对人物,尤其是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不幸遭遇和他们卑微的希望怀有深刻的、感同身受、体尝备至的理解和同情,但应该将这种理解和同情尽可能地遮蔽隐藏起来,他在给女作家阿维洛娃的信中建议:“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的话,您自己就要尽力冷淡一些,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种背景上就会更明显地表露出来。”⑨可见,契诃夫并不主张作家完全超脱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生活之上,他主张作家应该“跟自己的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尽量别让读者看出来,这样写比赤裸裸的表露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在他精湛的短篇小说《万卡》和《苦恼》中,契诃夫对皮鞋铺童工万卡的痛苦和彼得堡老马车夫姚纳的厄运是深深同情的,他确实在和自己的主人公一块儿哭泣、呻吟,“一块儿痛苦”,但他将这种同情之心巧妙交织在作品的形象之中,冷硬着心肠保持客观描写,作品中没有一句主观的同情和评论,也没有大段的议论和独白,而是让人物的情感世界通过自身的语言和行动准确、真实、有力地自行呈示出来,从而使读者领会到此类人物和他们的遭遇并非偶然现象,也不是浅薄感伤的人道主义同情能够解救的,这样就把读者的思考引向了更深广的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制度的思考。
叶绍钧也说:“我常常留意,把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减到最少的程度。”“我很有些主观见解,可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8}他力求在叙述中将伦理关怀和对现实的思考进行客观化处理,作者明确的抒情或训诫意图降至最低限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故事进程和人物自身的视野,只是一幅幅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深意内蕴的生活画面。他往往有意与人物、故事拉开距离,自觉保持着客观、冷静、平和的特色,遣词造句、叙述描写不以警拔夸饰为美,而以平实隽永耐人寻味见长。但作者的情感态度,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判隐然浮现。他说:“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上去。”他还说:“我也不是要取得‘写实主义‘写实派等的封号;我以为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如果占了很多的篇幅,就超出了讽他一下的范围了。”{9}
契诃夫与叶绍钧客观化的叙事原则是对读者价值评价功能的充分信任,以客观平静的叙述来遮蔽主观倾向性的艺术追求为读者预留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进行理性思考的空间,读者不仅能够揣摩到作者本人并不单一的创作意图和态度,还能够挖掘出比作品文本更多、更复杂的意味来。契诃夫说:“我写的时候,充分信赖读者,认定小说里所缺欠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10}他有一篇名为《风波》的小说写一件发生在贵族库什金家里的事。女主人丢了一枚胸针,搜查了家庭女教师的房间。当女教师玛申卡发现自己被冤屈之后,她不仅感到难以忍受的羞辱,感到人格受到践踏的愤怒,而且陷入了无比的恐慌之中:“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样才好……她害怕得周身发凉。”“玛申卡回想起那个激动的看门人,那种仍在继续着的慌乱,那个满脸泪痕的女仆。莫非这一切同刚才搜查她的房间有联系?莫非她给牵连进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玛申卡的脸色发白了……”这种担心受牵连和被指控的心情不是主人公的个人特点,而是一个专制时代迫害肆虐、小心谨慎的人们动辄得咎的时代的特点。屠尔科夫说:“库什金家中发生的这桩丑事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完全符合当年俄国社会生活的法律。”“应该说这是专制横暴的死板逻辑,它渗透了社会和家庭组织的全部细胞。”{11}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有同样精彩的叙述和描写。在军阀混战、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像潘先生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既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保证家人的安全,为他们牵肠挂肚,又要在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中极力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是最先哈哈笑的”,他们既对权势者奉承巴结、献媚讨好,虽然对战乱愤恨不已,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要为军阀歌功颂德,又天良未泯,对同样受到战争祸害的平民抱以深切同情。因此,在这一类知识分子身上,既能看到小市民庸俗取巧的习气,又能发现小人物卑微可怜的奴性,还有普通知识分子的软弱善良和一丝正直;透过他们的遭遇,既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殖民半殖民的社会性质,也能发现将希望寄托在外国侵略者身上的荒唐与无益。(叶绍钧的另一小说《外国旗》补充了这一主题)
如果说契诃夫与鲁迅的相似主要在于思想和精神的层面,使他们在小说主题内蕴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的话,他与叶绍钧则主要体现在温和宽厚、真诚亲切、朴素平淡的文化人格和前进但不激进、不偏不倚的政治倾向上的相近。这也是他们坚持客观化叙事原则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基础。在政治倾向及其与艺术的关系上,契诃夫说:“既然我所知道的政治集团或党派都是薄闻浅见、持有错误倾向的,那我不如超出一切集团和党派,超然于一切政治倾向以外,不使任何东西蒙蔽我的眼睛,使任何政治偏见和教条妨碍我完成我的艺术家的职责。”{12}在个人的文学个性上,他说自己“在文学方面我的热情又不够……我内心的火,燃得均匀而微弱,既不冒出一片红光,也不发出一点爆声”{13}。正是这种不受任何教条与偏见束缚的超然不群使他能够保持个人的独立自由和真实本色,也使他的小说能够实现冷静客观和朴素自然。这一点也是为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所领略和激赏的。徐志摩用诗人的笔调描画出的契诃夫形象是:“契诃夫是我们一个极密切的先生,极亲近的朋友。他不是云端里的天神,像我们想象中的米开朗其罗;不是山顶上长独角的怪兽,像尼采;他也不是打坐在山洞里的先觉,像托尔斯泰;不是阴风里吹来的巨影,像安特列夫;不是吹银锡箔包的九曲湾喇叭的浪人,像波特莱亚。他不吓我们,不压我们,不逼迫,不窘我们;他走我们走的路,见我们见的世界,听我们听的话,也说我们完全听懂的话。他是一个完全可亲近的人。我们看他的故事,爱他的感动……他不给我们生活的‘描写;他给我们‘真的生活。他出来接见我们,永远是不换衣服的,正如他观察的生活永远是没有衣饰的。他是平凡的,熟悉的,琐细的,亲切的,真实的生活。这是他的伟大。”{14}
总体来看,叶绍钧尽管终其一生与中国人民争取现代化的大方向目标一致,与不断前进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但他也从来未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从未以剑拔弩张呼啸呐喊的姿态冲锋陷阵,而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媚俗,不趋时,稳健踏实冷静理性;他同情革命却没有加入左联和共产党,他同情劳苦大众的苦难和不幸,却不能在作品中发现对暴力革命的煽动;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励下真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却对儒家的“仁”“恕”“诚”“敬”与知行合一报以好感,认为是传统文化中可以改造吸收的基因。这也使他的小说如同儒家诗教一样追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含蓄隽永,意味深长。平凡的取材视角,平实的人生理想,平和的感情态度,平稳的文化人格与客观冷静、敦厚诚挚、亲切朴素的文学风格互相生发,使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占有独特地位。
作者简介:钱秀琴,河西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 转引自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② 科布林:《怀柴霍甫》,赵景深译,《小说月报》,1927年5月10日。
③ 《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④ 《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⑤ 叶尔米洛夫:《契诃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8页。
⑥⑦{10}{13} 《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第187页,第15页。
{8} 《叶圣陶论创作》,第1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9} 叶圣陶:《随便谈谈我的小说》,《叶圣陶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11} [苏]安·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12} 叶尔米洛夫:《契诃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8页。
{14} 徐志摩:《一点点子契诃甫》,《晨报副刊》19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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