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与陶渊明是超越时空的心灵挚友，他们都超然物外，站在人生终极处看人生。陶渊明清高超逸的人格与高风绝尘的诗境成为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东坡崇其人其诗，所以学陶、和陶，对陶诗进行模仿和创新。此文欲从诗法角度，借皎然“三偷说”来阐明苏轼对陶渊明的深层接受意蕴。
关键词：“三偷说” 苏轼 陶渊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与苏轼是两位伟大的诗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因为精神的高度契合，故能超越时间的局限，成为超越现实的心灵挚友。毫无疑问，苏轼是陶渊明的知己。他读陶诗、学陶诗、遥和陶诗，苏轼用自己的真心感悟了陶渊明的人生观，接受了陶渊明诗歌平淡隽永的美学风格。正是在他的推崇下，沉寂了多年的陶诗大放异彩。苏轼钟爱陶诗，对其进行深入研习与接受，其实并不是偶然。魏晋与宋朝的文化审美与文学思想都是向内追求，探索深邃的精神世界并试图找到一条回归自我、通向内心的道路。而陶诗重在写心，写物我交融的澄澈心境，他不为诗而诗，淡泊一切，只为抒写心中的真情，又因其人格清高超逸，所以哪怕是平淡自然的诗句，也能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与美感。因此，外枯而中膏、似癯而实腴的陶诗无疑备受宋人的喜爱，甚至被苏轼视作楷模。
而苏轼真正醉心于陶诗，试图用陶诗来消解心灵的苦痛，还是在“乌台诗案”发生以后。“乌台诗案”是苏轼对陶渊明诗歌由浅入深接受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经历了人生风雨后的苏轼，终于感悟了陶渊明“委运乘化，一任自然”的内在思想。在苏诗中，或化用陶诗之句，或承袭陶诗之意，或对陶诗之境进行开拓与创新。因此，不妨试用唐代诗僧皎然的“三偷之法”来分析苏轼对陶诗的学习和接受。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三偷”之说，即“偷语”“偷意”“偷势”。此诗学主张对后来的诗学理论领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皎然“三偷”说虽是诗学批评，但是实质是诗学方法。皎然写“三偷”說的目的是强调推陈出新，反对死板的模拟。所以“偷语”与“偷意”可视为较为容易的创新，而“偷势”是较难达到的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只有像苏轼这样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学到陶诗的精髓，才敢尽和陶诗，毕竟陶诗这种平淡自然的风格，一“和”便离自然远矣。但是苏轼“和陶诗”却能得陶之气息，神似陶公。更为可贵的是，苏轼的大多数“和陶诗”仍能保持“东坡本色”，不全似陶诗，而这不似陶公的一面，恰恰正是属于苏轼自己，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创新。本文欲以“乌台诗案”为界，以苏轼的“和陶诗”为例，以皎然“三偷说”为视角来探求苏轼对陶渊明诗歌接受的深层意蕴。
一、点化与巧用：“袭故而弥新，研之而后精”
宋人将苏轼和李白划入“天纵之才”这类，认为苏轼的才学是与生俱来的，旁人是根本不能学到的。一直以来，我们都受此观点的影响。但我们应注意一点：“宋人所谓才学一词时有二义，一为偏义复词，特指‘学，即学问、学力；一为并列副词，指‘才与‘学，即天才与学历、禀赋与修养。”所以，苏轼能成为大家，七分才气之外，还须三分学力。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崇陶之人品慕其诗格，故师法渊明，自云：“渊明吾所师，夫子仍其后。”所以，苏轼的诗中总是可以见到“偷”陶之诗句，即点化成新的痕迹。
试看苏诗《浏阳早发》“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句，清代学者冯应榴注以陶潜《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又如《绿筠亭》中“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与《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其四“南郭清游继颜谢，北窗归卧等羲炎”，此二诗均化用了陶诗《与子俨等疏》其一中的“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句；又如《送小本禅师赴法》中“寓形天宇间，出处会有役”句，与“出岫本无心，既雨归亦得”句分别化用陶诗《归去来辞》中“寓形宇内复几时”句与陶诗《归去来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句。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还尚浅，只是停留在对其人格的仰慕，并未产生极其深切的共鸣。
二、承袭与转易：“窥入其意而形容之，意新而语工”
皎然“偷意”说与黄庭坚“夺胎”说不谋而合，因“胎”就是诗中的意，故“偷意”与“夺胎”都是“窥其意而形容之”；即“透彻领会前人的构思而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发挥，追求意境的深化与思想的开掘”。苏轼的大部分和陶诗都是对陶诗原意的承袭和转易，借鉴陶渊明的构思而出之以自己的艺术技巧。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四：“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苏诗与陶诗的构思几乎相同，且都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只不过陶诗采用“失群鸟”“孤生松”来自喻自己，表达自己孤独清高，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趣。而苏轼则是用“桔之蠹虫”“同巢燕雀”比喻自己，表达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清代纪昀评苏轼此诗为：“托兴深妙，而气息亦甚古。结二句，形神皆似。”此可真谓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又如《和陶移居二首》其二：“洄潭转碕岸，我作江郊诗。今为一廛氓，此邦乃得之。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我岂丁令威，千岁复还兹。江山朝福地，古人不我欺。”苏诗借陶诗移居之意，而且都表达了对新居住地的喜爱之情。渊明之新居“南村”，村民热情淳朴，都是志同道合之人；东坡之新居“白鹤观”是福气聚集之地，非常宜居。二人经历了相同的事情，所以东坡与渊明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如苏轼《和陶乞食》：“庄周昔贷粟，犹欲舂脱之。鲁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辞。渊明端乞食，亦不避嗟来。呜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远汲苦姜诗。幸有余薪米，养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坏，可为子孙贻。”（苏轼：《和陶乞食》）
陶诗写得极其真切动人，若无亲身经历绝对写不出。苏轼被贬儋州之后，由于食物匮乏，又不喜食海鱼，所以他亦能真切体会到饥饿带来的痛苦，体会到食物有多么重要，所以最平常的“水”和“米”在他笔下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即“至味不坏”。
三、参悟与活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轼认为陶诗是诗中之极致，故云“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他当然也知道这种艺术高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他本人又不喜一味刻板仿效，他更推崇“活法”。活法要求随心所欲如“弹丸走盘”，在法度之内追求平淡自然，而“活法”的实质就是强调灵活多变。这与皎然“偷势”说所推崇的“变”与“新”是一致的。如若“偷势”，便不该再守“死法”，应讲求创造性，如果还在字面上求创作，那还依旧是“似”，并不是“创”。细读苏诗，我们会发现苏诗之平淡渗透着极具个性的自我风格，他的和陶诗有似陶之作，也有不似之作。可见，他在接受陶诗之余，更保留了自己的那份可贵的“真”，即本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平淡自然之旨恰恰就是“真”，即專注于生命之真。陶渊明和苏轼的人生经历并不相同，所以苏轼与陶之人生观必定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如若每一首诗都是神似陶公，反而显得失真。
苏轼的和陶诗，大都带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陶渊明62岁时，作《形影神》组诗三首，形、影、神分别代表形体、身影、精神。“形”慕天地之不化，痛感人生无常，所以提倡及时行乐；“影”主张立善求名，所以追求不朽；“神”则无生死、无有无，主张平淡自然、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所以，陶渊明最终将人生归于“虚无”，既然人活到最后是无形、无影、无神，那么在活着的时候就及时行乐，顺其自然。然而苏轼的《和陶形影神》组诗三首，虽然与陶渊明的顺其自然的思想同源，但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并不是“无生死”“无有无”，而是“齐生死”“齐有无”，这就是《和陶影答形》中“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也是《和陶神释》中所云“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生与死、有与无就如同醒与醉、梦境与真实，都是一样的，就像庄周梦蝶、蝶梦庄周。所以，苏轼最终将人生归于“平齐”，既然都是一样的，那么“仕”也就是“隐”，“毁”也就是“誉”，一切都无须在意，索性让心灵超越世俗，索性用心感受生命中的好与坏，因为好坏皆修行。既然这样，那就随遇而安，随缘自适，顺其自然，专注生命之真吧，因为“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每一刹那都今不如昔。可见，苏轼在和陶诗中加入了自己的深层思考，始终坚持“真”。而这种“真”，恰恰就是苏轼和陶诗之独创且有新意处。
因为“平齐”之观念，所以就算仕途总是不顺，他也不会断然归隐，他不是否定“仕”，也并非肯定“隐”，而是超越了“仕”与“隐”。所以，总是经历政治打击的苏轼，仍旧不改当年刚直率真的本性，因此其嬉笑怒骂的诗风在和陶诗中时时显现。比如《和陶杂诗》其五开篇就云：“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直言曹操狡黠如狐。又如《和陶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借用典故来批评三良的盲目殉死。又如《和陶咏荆轲》：“沙丘一狼狼，笑落冠舆婴。”此诗整篇透露着极其强烈的个人思想感情，痛恨秦王暴政，冷笑秦朝之祸是咎由自取。又如《和陶劝农》其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愤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句句透露着一种不平之气，忧其民怨其政。故苏辙曾评价苏轼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正是苏轼不同于陶渊明的性格特点，也是其本色显露的原因，也是其“真”的根源。所以东坡和陶诗亦时时显露自己之豪放，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二十：“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豪横恣肆之气尽显，毫不似陶。除了这首诗之外，《和陶饮酒二十首》中还有颇多，其二曰“二豪诋醉客，气涌胸中山；其六“我坐华堂上，不必麋鹿姿”；其十七“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因此，纪昀评之实在是“本色居多”。
四、结语
陶诗的自然诗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正所谓“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也只有苏轼这样的“天纵之才”能得陶公之神韵。苏轼学陶接受其“无意为诗”的精神，最终达到了一种新的超然脱俗之境。“偷语”“偷意”“偷势”三种诗法的表现恰好见证了苏轼对陶渊明接受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见证了苏轼对陶诗由模仿到创造的接受历程。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接受使得他重新审视生活，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使他得以追求更加超脱、更有意义的人生；而且苏轼将陶渊明的诗歌推到顶峰，引发了后人学陶、和陶的高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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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姜玲，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诗歌史研究。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