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梁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才学了得，且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中过乙未科状元，但在为官处理群体事件方面，显然不是高手。开元年间，唐玄宗的弟弟李业死了，礼部侍郎贺知章负责给李业的葬礼挑选“挽郎”，《新唐书》里说他“取舍不平，荫子喧诉，不能止，知章梯墙出首以决事，人皆靳（嘲笑，奚落）之”。登梯子爬墙头探出脑袋来解决问题，肤瑟股栗，畏葸不前，一副害怕“群众”的模样。而这些争着要当“挽郎”的落选“荫子”，又都是些有来头的“群众”，“谁也没有两次当‘挽郎的机会”，所以拼着小命要挤到“后备干部”队伍去，而“对话”的领导一旦靠墙头当掩体，便迅速流失了果敢、机智和智慧。“墙头效应”，给人们以暗示性的纵容，事故陡生，由异数急剧地变成常态，所以闹到最后，贺诗人只好转调到工部去了。
所谓的“挽郎”，就是出殡时牵引灵柩的人。给皇室当“挽郎”，是要有资格的，跟草根浑不搭界，必须是“官二代”。用这些人，无非是表述君臣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他们无需汗流浃背，主要是在庄严的仪式中有逼真的表演，烘托气氛，显示有震撼力的场面。想一想也骇人——上百个年轻的汉子牵绋、随灵柩唱挽歌，亦步亦趋，低声抽泣，突然间一个手势，便让他们像拧紧了发条的机械闹钟，顿时“哗哗”地悲伤起来，整齐、浩大，抑扬顿挫，惊天动地，真是操纵下的视觉奇观。魔术师有句老实话：“无毡无扇，神仙难变。”这无形之毡、无形之扇，就是悬在“挽郎”鼻子底下若即若离的乌纱帽。
当了官的都想让儿子也当官，故而荫补制度应时而生。这是专为官僚集团设计的封闭、垄断的优惠制度。“官二代”被选中当“挽郎”，神情肃穆地穿过“白布深衣”，就能够轻松地走上仕途了？非也。颜真卿在给其兄写的“墓志”里道：开元十五年（颜允南）“以挽郎选，糊名考判入高等，授鹑觚尉”。经过考试，还要经过考官糊隐姓氏、籍贯的严格阅卷，才闹了个鹑觚县的公安局长。所以，“以挽郎选”并不能就此一步登天。而“荫子”争当“挽郎”，无非是要借助这块“上马石”罢了，至于能不能跨鞍扬鞭、奔逸绝尘，还得靠个人造化了。
像贺知章遇上的这般群体事件，一旦上达天听，皇上知道了，也只会笑吟吟地不置可否——人越是争当“挽郎”，越有过激行为，愈发表明了对皇家的忠诚。说到底，充其量是“众犊触乳”，只为了多吮吸些奶汁，并无故意顶撞母牛的意思；反过来，倘若大家都不稀罕这“挽郎”，视之如敝屣，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曾记否，河南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是个大贪官大恶霸，他的后爹死了，在祭祀时哭得最厉害的三个官员后来均被安排在县里最要害的岗位上。那几个官员是不是从“挽郎”那里觅到了灵感，并有所发展？反正，杜保乾倒有些不正规的“皇家气派”，晓得本来一竿子打不着的，眼下却披麻戴孝、如丧考妣，哭得死去活来，比“挽郎”更显忠诚，实在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
过去，我对为长官的爹妈号啕、抹眼泪的下属非常不理解，后来终于明白了，许多遥远而丑陋的事物总是在借尸还魂，顽固地进行“同类项合并”，或者说，老是试图与崭新的荒唐、罪恶对接。我对于被选上的“挽郎”，集“一时秀彦”的说法，一向持怀疑的态度。当然也不能因为人家是“官二代”就尽情糟践，“挽郎”不可能都是飯桶，就像在一堆“哑板龙洋”里，也有一两块真银圆一样，只不过它不像一般银币那样声音柔和、清脆而有转音，是因为被火烧过或曾埋于地下，或被石灰不幸镪过的。适当的“另类”，毕竟有利于撇清干系，树立典型。
当好“挽郎”是对“领导”最出色的恭维。虽说过度的虔诚，难免矫情，但在“领导”却是心知肚明，巴不得自“朕”以下的精英都有这样一段光荣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