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乔
杂文家邵燕祥先生曾著一文，认为公文中常在“同志”一词前冠以“该”字，“殊为不妥”。我也有同感。用“该”字称呼同志，不仅未表示敬意，还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势。如果我被人称为“该同志”，会隐隐产生不大受尊重的感觉。
这种“该”字的用法起源于何时，我没做过考证，但从所见材料来看，大概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很流行了。晚清小说家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卷十四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余晋珊中丞联沅为侍郎时，曾奏请将屈原从祀孔庙。一日，湖南巡抚接礼部咨文，内有“相应咨请贵抚将该先贤籍贯、官爵、有无著述、足以裨益圣教，查明咨复”等语。于“先贤”上加一“该”字，官样文章，可发一噱。
这条笔记，先述史实，再加评论，在所引的礼部咨文中，有“该先贤”一语，这是在称呼屈原。比起“该同志”来，在“先贤”前面冠以“该”字，恐怕就更不妥了。
文中所说的余晋珊，名联沅，字晋珊，晚清时人，曾任湖南布政使，署理过浙江巡抚。“中丞”是明清时期对巡抚的敬称，余晋珊在朝廷任侍郎时，曾奏请将大诗人屈原“从祀”于孔庙，即将屈原作为附属于孔圣人的祭祀对象，供奉在孔庙里。上奏后不久，与此事有关的湖南巡抚（因屈原所投的汨罗江在湖南）接到了发自礼部的咨文，咨文说，请巡抚写个报告，写清屈原的简历，包括屈原的籍贯、当过什么官、有什么著述，还要写明若是屈原从祀孔庙会对弘扬孔教有什么好处。
看着这些汇报事项，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多像我们组织部门提拔干部时的调查表；同时又觉得啼笑皆非，咨文中说要“查明”屈原的履历，难道屈原的事还需要“查明”吗？堂堂的楚国大诗人，《史记》里有《屈原传》，难道礼部的官员真的不知道吗？怎么竟像是在调查一个普通官员？显然，这咨文是一篇官样文章，明明知道的事，也要像模像样地问一下。咨文让报告屈原入孔庙对“圣教”有何好处，说出了入祀孔庙的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孔教，有利便可入，否则不可入。这是要把屈原孔教化，让屈原为孔教服务。
咨文中最不妥当，也最可笑的地方，是称屈原为“该先贤”。屈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万众景仰的文化先贤，怎么可以在他的名字前冠以“该”字呢？但是“该”字用法在清朝公文中却是一种流行的官样文章，官场并不视为不妥。对官场弊端一向厌恶的李伯元很看不惯这种用法，讥评曰：“官样文章，可发一噱。”认为把屈原称为“该先贤”十分可笑。
官样文章，是清代官场公文写作的一大特色，晚清时曾有人写过一卷讽刺官场笑柄的书，书名就叫“官样文章”，小序说：“官场之笑柄极多……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所谓“竞尚浮文”，即官样文章满天飞。上面所引的礼部咨文，特别是“该”字用法，就是这满天飞的官样文章中的一例。清代衙门里，麇集着许多擅写这种官样文章的文案书吏，他们就是靠写这种文章在衙门里混饭吃；他们离不开衙门，衙门也离不开他们。
最近我上网浏览信息，竟发现广西某高中的历史试卷也称先贤为“该先贤”。题面是：黄宗羲评价某先贤说：“先生之学……圣人之道，悟性自足，不假外求。”问：“该先贤是A 程颢 B 朱熹 C王阳明 D 李贽。”让学生选择其中一位。看着这道试题，我很惊异，颇有时光倒流之感，这与清代礼部文件称屈原为“该先贤”有何区别呢？程颢、朱熹、王阳明、李贽，这四位先贤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啊，竟以“该”字称之，实在是不够敬重！
用“该”字来称呼某人某物，从语源上说，属于旧公文用语，但这种用法有其合理性、必要性，所以沿袭了下来。然而新式公文与旧公文不同，写作时应注意恰当运用“该”字。比如称“该案”“该处”“该公司”等，都没有毛病，而且必须这样说，但称呼人物时，就要加以区分。例如称呼“该犯”，可以；称呼“同志”，最好不用“该”字。若是把“该同志”改称为“这位同志”，不是更好吗？而称呼先贤，称呼备受人们尊敬的重要人物，就更不应该用“该”字了。倘若称了“该先贤”，那么也就可以称“该豪杰”“该圣人”“该伟人”，这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但我相信没有人会称“该领导”，因为人们似乎都知道那样称呼，领导会不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