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芳+杨衡善+马思猛随着时光流逝，老亲的背影渐行渐远，变得模糊。我们自己也进入老境，记忆自然淡化。幸有老照片在，还能勾起许多可能丢弃的往事。我们的五位祖父（或外祖父）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与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周树人、周作人两兄…[阅读全文]

孟红1934年摄制的《漁光曲》，是第一部获国际奖的中国影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荣获奖项的影片，则更值得浓墨重彩一书。它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摄制的经典黑白故事片《翠岗红旗》，它的摄制过程和问世前后充满艰辛、独创、有趣的元素，许多内幕…[阅读全文]

高伐林离纽约不远，一个林木扶疏的老人公寓里，住着一对华人夫妇。美国邻居们不会想到，这两位耄耋老人有一重在华人看来比较敏感的身份：他们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夫婿何孟恒。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除了第五个夭折，其余都很长寿。这些子女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阅读全文]

苏洁加州的夏天总是比美国其他地区来得早一些。5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落山，燥热的天终于有了些凉意。吃了晚饭，72岁的苏文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换上练功服，拢好发髻。镜子里的她不施粉黛，眉目依然温婉中透着清秀。舞蹈教室离家不算太远，在旧金山圣何塞一个社区大学。…[阅读全文]

“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这是清代顺治年间苏州大才子金圣叹被处死前留下的含着血泪的幽默。后世人读到这则故事，不由得一声长叹：读书人，真命苦。金圣叹罹祸被杀，直接原因是作为生员的他，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他在顺治驾崩…[阅读全文]

杨眉从称谓说起江津前清进士杨鲁丞，是我的高祖父。故居是鹤山坪上麻柳乡的石墙院，人称进士府（因为进士府有双重石墙包围，故被叫作石墙院）。后来由于子孙繁衍，进士的后人便分居四处，除石墙院外，还有相距不远的卷洞门、小屋基和牌坊。我儿时就住在牌坊。1939年的春天…[阅读全文]

徐梅“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1956年岁末，上海《文汇报》发起了一场关于国产电影品质的大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一直横亘在中国电影界。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资本与IP齐飞，中国电影业似乎已经踏上了资本化、网络化、工业化的康庄大道，电影节的主题口气不小——…[阅读全文]

钟桂松一应该说，茅盾在抗战前与巴金的来往，主要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务有关。巴金一九三五年八月应友人吴朗西邀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该社创办人吴朗西是茅盾熟悉的朋友，茅盾流亡日本时就认识，其夫人柳静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同事柳普青的妹妹。另一个创办人伍禅，…[阅读全文]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官项德颐，1921年生，原籍浙江浦江县，1943年进入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侍卫长室中校参谋。1946年因考入中央警官学校，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简单说就是蒋介石侍从室，这个…[阅读全文]

1978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阅读全文]

北京湖南会馆筹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其时户部主事谭继洵等集资购买了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北头路西官房一所，计大小房屋25间，作为湖南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徐树铭等集资购买了宣武门外彰仪门大街路南外右二区烂缦胡同中间路西朱姓房屋一所，计2…[阅读全文]

客票飞票加价票自1927年春和大戏院首创对号入座、预售戏票后，天津全市各戏园竞相效尤。开演前半小时，观众持票鱼贯而入，但他们的戏票却不尽相同，除有普通的包厢票、池座票和散座票外，还有客票、飞票和加价票。某戏班儿初到某地，在某戏园演出第一场戏，行内称“拜客戏…[阅读全文]

田涌莫斯科之恋1939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因手臂骨折到苏联治疗，随行的除夫人邓颖超外，还有他的秘书、干女儿孙维世。孙维世是老同盟会员、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之女，曾在北平读书，并在上海当演员，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被称为“红色公主”。她天生丽质，富有艺术气质，在…[阅读全文]

何平+王继华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阅读全文]

路小远哥哥家的大女儿佳佳前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哭诉说，她妈妈老思想，太封建，她不过是和一个男孩子肩并肩合拍了一张照片，就被我嫂子说成是早恋。这也就算了，她居然还要把男孩子的父母约出来。佳佳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小远姑姑，你说我妈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和他真的是普通朋…[阅读全文]

我在劳改队生活了23年，经历了天天背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顷刻之间房倒屋塌，全场砸死五百多人的大地震，真是九死一生。侥幸能够活了下来，最后身体健康地走出劳改农场，简直就是一大奇迹。自古以来，监狱里关押的人各种各样，有坏人也有受冤的人，还有特别坏的人和特别…[阅读全文]

纪坡民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阅读全文]

新闻界前辈、吴郡乡先贤姚苏凤先生(1905-1974)对我谈起他和夏公(夏衍)的交谊，已经比较晚了，那是在6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发展史》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登门造访，他从书桌上拿起这部书，说：“总算买到了。”露出高兴的神情。爱买书本是书生常事，何以如此大喜…[阅读全文]

杜兴从1959年到“文革”期间,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在“打鸡血”这个形容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是一段狂热的岁月。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阅读全文]

项苏云等漂泊的云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