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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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生活的和解
■周紫薇
研究生入学不久已听闻了荣光启老师的诗名，几个月后拜读了老师的第一部诗集，现在每周都坐在老师的课堂上听他谈论诗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我记得荣光启在第一堂课上与我们交流，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写诗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很多人，一些人说年轻的时候写，现在不写了（即便现在年纪也并不很大），一些人说读不懂当代诗歌，一些人则笑而不语。自朦胧诗后，诗歌逐渐退出公共话语场域，发展愈趋私人化、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被关注的中心，甚至不被公众理解，成为极小众、极边缘的存在，与生活的距离似乎也越拉越远。“诗人”这个名词，也潜在地被部分解读成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特别是海子、顾城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愈发加深了公众对诗人的某种刻板印象。然而，诗人不过是人，而且更有可能是极为平凡的人，因为诗歌的细节无不来自于日常生活，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细小发现才构成了诗的可能。一首合格的诗要求诗人必须用他敏感细致的神经在庸俗生活中发现特别的体验然后努力寻求一种突破日常用语的特异表达将经验展现，前者要求诗人的现实性（尤其是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一切都浮光掠影、转瞬即逝，更加需要诗人用力体验、认真生活），而后者则要求诗人的超越性（也许正是因为诗歌对独特人格的渴求引发了公众对诗人的偏见），在这两者其中，生活总是基础，诗人实际上是最为生活与人世所牵绊的人。
荣光启的诗歌即体现出生活与诗的和谐，一次弯腰、一把勺子、一件琐事，在他那里都成为一首诗，我们不仅看见了诗也看见了那个时常使诗人感到无奈乏味却也幸福满足的生活。其实我很羡慕荣光启，一个相爱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女儿，找到一个对的人将爱给予也从那获得爱，其实是一件概率极小却无比幸福的事。
《噢恰当》作于老师访美期间，我能想象，那片空旷的异乡土地上不乏寂寞和孤独，生活想必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但能够与最爱的家人相伴渡过，孤寂会变为祥和，单调会变为干净，生活褪去杂质，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状态，内心淡泊而满足的人才能将它们抓住。于是，在荣光启的诗歌中，一种内心的平和散发出来，即便诗人描绘的是一种生活之痛，最后也会回归从容幸福，一切的一切都被平静生活所安抚：
那旷野，那荒地
就在我的窗外
我以怀念的方式天天熟悉它
我知道有人驱车进入它的深处
将哭声交与
那情景很美
而我只愿
常常想象
周紫薇，199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就读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输入的方式主要通过阅读和看电影，输出的方式就是坚持写作和运动，对待世界的方式是怀疑和叛逆，以及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宅在一处。至于文学，则是我成为我的主要方式。
只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同情和理解痛苦，只有正在经历幸福的人才能将痛苦变为美的想象。诗人明白生活并不美，它总是消耗且磨损人的精力，总是无聊又使人厌烦，但最终他与生活达成了和解，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理解了生活并且原谅了它，这样的智慧本身就是一首绝美的诗。
《噢恰当》里诗歌的语言如同它们本身一样有着澄澈自然的特质，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没有艰深的哲理埋伏其间，有的只是一种对生活的亲近，像一本厚厚的生活日记，翻开它们让人感觉亲切与舒适。这种朴实、平易的语言风格体现了诗人诗歌观念的变化以及对自身的突破。对比诗集后面所附《集外集》，语言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那是另一片天地。
记得第一次与荣光启见面是在一个有着冬日暖阳的下午，那次关于诗歌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荣光启的一席话我印象很深：“诗有时候就像一棵树，年轻的时候枝叶繁茂，随着年龄增长，它的叶子会渐渐落尽，露出枯瘦的枝干，而那些减得不能再减的、干硬甚至是难看的部分，也许就是诗的精华。”
在《噢恰当》里面，荣光启贯彻了他的诗观，如果说《集外集》是一颗枝叶繁茂的大树，那么到了《噢恰当》，那些繁复、华丽的“叶子”纷纷落下，而剩下了枝干，枯瘦而挺拔。于是我们看到诗歌的变化，诗行字数锐减，纯粹修饰性的词汇几乎绝迹，文字的隐喻游戏也被尽力避免，诗歌呈现出一种清爽自然的面貌，俊俏的枝干一览无遗。这样的语言观念与诗人本身所追求的诗歌观念两相切合：它们都体现出一种生活化倾向，但力求在扎根生活的基础上获得对语言本源以及诗歌本源经验的洞悉。因此，《噢恰当》的语言是简易的，但表达是深刻的；内容是根植于生活的，而经验是超越生活的，这是它们的诗歌张力所在，也是它们的诗学价值所在。实际上，这种诗歌表达难度是非常大的，若少了丰富的语言在诗歌形式上的遮蔽，那么诗歌最本质的内核就将被强制性的暴露，如若它不似暗夜中的明星、深海里的珍珠一般耀眼，便会被一眼识破，私以为评价对这类诗歌的要求是明显高于那些“枝叶繁茂”的诗歌的。
而在荣光启这里，生活的真谛早已被领悟，蕴藏的珍珠已被拾起，高悬的明星也不再有乌云遮蔽，生活与诗人握手言欢，生活成为诗歌，诗歌即是生活。
文 坛 广 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