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信 王晓华
【内容提要】英雄主义是英雄人物为完成重大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精神气概和主动行为。英雄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时代感、历史感和民族特性。中国当代文学中英雄叙事，主要呈现为从理想化英雄叙事（神性化英雄叙事），到多元化英雄叙事与平民化英雄叙事的过度。这一过度性变化使英雄叙事在形式上有些许改变，但并未改变英雄主义精神内涵。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在日常生活视域下，英雄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一种伦理化社会价值、一种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一种群体化的心理向往，理应得到继承与发扬。
英雄主义就是英雄人物为完成重大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精神气概和主动行为。英雄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价值观，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民族特性。习近平在2015年9月2日，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仪式上说到：“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然而，有些学者在论及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与英雄叙事时，却提出英雄叙事从创作繁荣走向衰落，英雄主义风光不再的论点。应该说这种观点的提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论者没能注意到时代的变迁，审美趣味的变化，英雄叙事样态的变更。他们是以传统英雄观审视当下的英雄叙事，故而得出了偏消极的结论；二是未能分清英雄叙事的精神内涵与外部形式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以英雄叙事外部形式的变化，代替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并以此得出英雄叙事衰落的论点。事实上，新的历史条件下，英雄主义本质并未改变，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英雄叙事在形式上有些许改变而已。为此，本文将日常生活作为英雄叙事创作的重要考察领域，对英雄主义在当下做出新的认识。
一、日常生活视域下英雄主义的内涵与性质
“英雄是那些能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的伟人。我们在对英雄的想象中分享了权力、热情和荣耀，是对我们日常生活无法满足的物质或精神欲望的一种想象性代偿”。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社会的出现，日常生活由被文学遮蔽而向文学敞开。在祛魅化的推动下，解构崇高成为主要审美思潮。英雄叙事中宏大叙事被日常生活肢解，理想化与神性化英雄叙事，基本被平民化英雄叙事所取代。小人物大英雄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雄叙事主要表现形式。应该说，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审美趣味有了改变，文学的表达趋于自由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走向多元化，但英雄叙事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英雄主义作为人们重要的精神力量，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英雄主义在当下的精神内涵表现为：一种为祖国安宁而勇于献身精神；一种为人民的幸福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为了理想与信念而持之以恒的坚守精神；一种引领人们不断超越现实而走向精神世界的伦理精神；一种坚定、乐观、自信，不屈从于命运安排而勇敢面对一切打击，维护人类尊严的抗争精神。英雄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一种社会价值。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观念的总和。它与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它既是一种理论观念，又有极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英雄主义是统治阶级以伦理方式，或文学形式向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社会价值要求。如果说在过去的政治社会中，英雄叙事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社会价值要求是十分自然的话，那么，当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存与关注的重要领域时，英雄叙事如何坚持英雄主义性质却是应该特别关注的。而今，那种激荡与冲突的社会环境已然发生变化，大众化的审美格调也由崇高转向平实，过去在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日常生活领域，重新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要领域。那么，如何在日常生活领域继续坚持英雄精神，并使之成为重要伦理力量，这是当下英雄叙事所面对的新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的日常生活，不同过去激烈动荡的社会生活。过去的英雄更多体现为创造或改变社会进程的人物。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以自我牺牲换取人民的幸福生活。当下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英雄则更多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大胆挑战现存社会规则的人物；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物；或勇敢地面对现实，认识自我，战胜自我的人物。英雄主义也在这类英雄人物中得以展现。总之，不论是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从实质上讲，他们都以其特有的英雄精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为社会树立起价值的标杆。
英雄主义是道德、价值观、信仰的重要体现。它是人们从自发的个体状态走向社会秩序的重要引导力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外在的国家统治机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密不可分。同样，它也与社会成员对共同建立起的，积淀于内心深处的道德观、价值观、信仰等思想观念紧密相联。尽管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总是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但它自身的惰性，依附于民族文化而表现出的自主性，却会对社会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英雄主义为例，英雄是早期人类与自然或社会相斗争中出现的，带领人们为了生存而斗争的人。这时期的英雄既是人们的精神领袖，又是人们膜拜的对象。英雄的言行自然成为人们学习与模仿的标准。它也成为社会建立道德、价值观、信仰的重要组成内容。随着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英雄的膜拜转为理性化地接受，但英雄主义的精神特质却没有改变。英雄主义作为道德、价值观、信仰的象征，而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言行。尽管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90年代的我国，文学创作中曾有过短暂的“反英雄”思潮的出现，但这并非针对英雄主义本身，而是对文学创作中英雄叙事的过度神性化的反拨。迄今为止，英雄主义作为道德、价值观、信仰的重要体现，这一观念并未改变。
英雄主义体现出对理想与信仰的追求。英雄主义是提振精神，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重要精神力量。时代可以变换，社会环境可以不同，但人们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却始终是一贯的。邓小平同志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讲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象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理想与信仰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理想与信仰是指向未来的，它是人们对未来追求的重要精神力量。它对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观点与立场，对人生价值取向都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英雄主义从来都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或者说，英雄所从事的事业，总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因此，它总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英雄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也就成为人们行动的信念，从而在学习英雄的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一股向着社会发展方向而前进的精神力量。
英雄主义体现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向往。从发生学上讲，英雄主义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开始形成，并随着人类实践范围的扩大而日益明确且固定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因为每个人内心都存在成为英雄的理想。早期的神话传说，现代社会中的武侠小说，都是成人的童话，也都是成人的理想。在人类实践早期，英雄主义是人类一种崇拜的力量，随着社会发展，它又转化为一种社会的精神力量。进言之，在人类早期，当自然界还是以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横在人类面前时，人类不仅需要物质力量与自然力相抗衡，同时也需要在心理上，精神上有一种巨大力量成为人类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支撑就是早期的“英雄”。它可以人类中的某一特定人物，也可以是半人半神式的人物。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英雄主义作为一种群体化心理，也走出了神话式状态，而进入文化的重塑阶段。群体是指由不同个体而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不论每个个体具有什么样的个体性或独立性，但由于他们对某一思想观念有相同的认知，于是，他们结成一个联合体，并以这一思想观念作为共同的行为准则。英雄主义作为人类早期业已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对群体的影响与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是理性时代，英雄主义也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无论什么社会形态下，英雄主义总是作为群体性的心理向往而存在着。这就决定了现实中英雄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文学创作中英雄叙事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为新时代英雄叙事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语境。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在新时代大力书写时代英雄，提倡英雄精神；另一方面，消费时代日常生活的琐碎化极易引向宏大叙事的瓦解，消解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叙事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新的时代，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英雄叙事又应如何坚持英雄精神，如何使英雄主义继续成为时代的价值引领？这就要求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繁杂性、琐碎性有所提炼，对平面化的现实生活有所提升，对现实且平淡的生活有所开掘，进以将英雄主义作为一种价值注入日常生活之中，在人们平静的生活中投放令人感动的理想因子，从而引导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理性化、精神性的追求，而非一味伴随官能快感坠入平俗的纯物质化生活套子里。
二、日常生活的重提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过去传统的社会形态转向以日常生活为主的新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其社会特征是什么，它对英雄叙事又有何影响？伊恩·P.瓦特指出：“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有足够充分的多样化，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它们都赖于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巨大复合体——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的建立”。瓦特文中提及的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所依赖的两个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难以实现的。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对立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在远大政治理想照耀下，个体价值显得十分渺小而难以进入文学殿堂。与此相关联，承载个体生存的物质领域——日常生活与人类实践活动典型化的理想境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领域。前者成为落后的，难以得到精神提升的代名词。后者则是人们向往的理想境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成份日益多元化，人们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大。过去人们熟悉的生存环境、社会格局、思想观念、社会秩序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不断确立的同时，人的个体性得到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受到普遍重视。于是，日常生活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领域。其实，日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西方理论家就不断提及，并成为其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当代西方哲学不同学派将哲学研究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转向现实生活当作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当代西方哲学的这一理论转向源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对日常生活的忽视，理论与现实脱节；二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造成理论对现实的言说无力，有限的理论无法解释日益变化的复杂社会现实。于是，他们开始调整理论研究方向，理论研究向日常生活转向。
如果说日常生活的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在要求，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提出，则是源于他们认为当今的社会变化，以及他们政治斗争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可以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经济意识以及他对社会和历史生活的动力的宏观理解同对日常生活表层下面的、制约着个性心灵发展的力量的动力的理解融合起来，从而把具体个人的问题恢复到与集体性问题并列的应有地位，重建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的同一性”。概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意在补充并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在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常生活领域理应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领域。
何为“日常生活”？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其著作《日常生活》（2010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中指出：日常生活是个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从现实层面上讲，日常生活无非就是人们每日活动的总称。具体地讲，就是人们每时每刻进行的衣、食、住、行等活动。从理论层面上讲却比现实层面要复杂得多。“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不同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和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等非日常活动，它是日常的观念活动、交往活动和其他各种以个人的直接环境（家庭、村落、街区等天然共同体）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活动的总称。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人的肉体生活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人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各种活动的非创造性的重复性的日常观念活动”。传统有关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理论，多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而探讨的直接结果是将价值与意义虚拟化、抽象化。现实的人生被理想化的境界所代替。出现了精神代替物质，思想战胜现实的局面。“日常生活”理论（不管是哲学的探讨还是社会的批判）强调了人们日常现实生活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换言之，“日常生活”理论将人的存在问题重新拉回到现实的层面，在物质生活中探讨精神性价值与意义。从而避免了传统的从精神层面探讨精神性价值与意义的作法。
日常生活理论的提出，日常生活在理论研究中的被肯定，客观上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且积极的影响。大致说来，作家的创作受三种因素影响。一是作家的世界观。即作家以什么样的哲学态度看待世界，是否正确地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正确地看待人自身等。二是作家与环境的关系。作家是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作家，作家的文学创作都要受到特定环境中的时代、环境、民族、地域、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从其作品中得以显现。三是作家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风尚、审美趣味、社会观念等精神因素。换言之，社会形态的变迁，对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审美趣味、社会观念等精神因素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在近七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中英雄叙事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风貌。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英雄主义，主要呈现为理想化英雄主义、神性化英雄主义的话，那么，80年代之后，当文学创作沉入日常生活领域中时，英雄主义更多呈现为多元化英雄主义、小人物大英雄式的平民化英雄主义。
三、日常生活视域下的英雄叙事
日常生活视域下英雄叙事是平凡的、现实的、真实的，却又是具有理想性的、超越性的。说其平凡的、现实的、真实的，究其原因，日常生活领域是围绕人的生存而产生的最真实且又平凡的日常琐碎之事。说其具有理想性、超越性，就在于英雄主义并未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观念、一种情怀，就必须超越现实，走向理想化的精神境界，并以此引导人们从现实世界进入精神世界。但这种英雄叙事中的精神提升，决不同于过去英雄叙事中理想化（神性化）的英雄主义。因为理想化（神性化）的英雄主义中的英雄人物都是作家有意识有目的，按照理想化的要求加以塑造的人物形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对理想化的英雄叙事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既然是典型，当然要超过现实中原来的人，要把他最优秀的方面写出来，同时要把劳动人民的优点写出来。因为我们创造的典型应该成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学当然是要学优点。虽然人是不免有缺点的，但是在文艺作品中我们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在具体塑造理想化英雄人物问题上，周扬又做了进一步说明。“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这时期的理想化（神性化）英雄叙事中，英雄主要是为新中国而奋斗牺牲的战斗英雄。如黄继光舍身堵枪眼；邱少云烈火中永生；董存瑞勇敢举起炸药包。在一片爆炸声中，那“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声音，至今回响；英雄王成手握爆破筒，冲入敌人中去，他那“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鼓舞着无数人勇敢前进。再如周大勇、李诚、赵劲等英雄群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朱老忠（梁斌的《红旗谱》），许云峰、成岗、江姐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这类英雄人物身上的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为正义事业而舍身忘已的奉献精神，都成为读者追求的目标。如果说为新中国建立而不怕牺牲的人是英雄，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些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人也同样是英雄。如梁生宝（柳青《创业史》），邓秀梅（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王金生（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人，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扎实肯干的工作态度，都成为这一时期英雄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想化（神性化）英雄叙事主要表现英雄人物怀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人生观，以及为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这些英雄叙事跳出日常生活，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将英雄人物放置于一个理想化的境界之中，成为人们仰慕和学习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消费社会的形成，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与文学表现的重要场所。日常生活视域下英雄叙事，开始了多元化英雄叙事与平民化小人物英雄叙事的形式。
多元化英雄叙事，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成就。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深入，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的现实性的强化，客观上要求英雄叙事中人物的塑造要立足于“完整的人”而非“完人”。英雄叙事要充分从现实的人出发，多视角地展示英雄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于是，英雄叙事从理想化（神性化）的英雄转向多元化的英雄。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作品，将军人放入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揭示出新时期军人的喜怒哀乐，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示军人真实的一面，改变了过去对英雄人物描写中的过度神化的做法。《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一组多元化的英雄群像。作品中靳开来是典型的牢骚大王。这使他的职务一直在排长的位置上原地踏步。战斗中，他却以自己的壮烈殉国，表现出无私奉献的军人的职责。作品中还塑造了由贪生怕死到知耻而后勇的干部子弟赵蒙生。舍身为战友挡子弹，怀揣欠账单的连长梁三喜。都梁的《亮剑》中的李云龙、赵刚等英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完美的，极为平凡的。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即便是独立团政委、燕京大学大学生赵刚，有时也会骂人，甚至还会打架。但当祖国需要时候，他们坚守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勇敢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是时代的英雄！
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对传统观念的改革，思维方式改革，管理方式的改革。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以其非凡的才能，钢铁般意志与坚定的信念，带领大家扫清改革道路上的各种阻力。应该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是一个英雄大显身手的时代。《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是这类英雄。《新星》中李向南也是这类英雄。与先前理想化（神性化）英雄叙事不同，这时期英雄人物身上，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既有闪光的一面，又有无法示人的一面。无论从他们的人格、性格、行为举止等多方面，都体现出英雄塑造中的多元化趋势。
如果说，理想化（神性化）英雄叙事还多停留在被宏大叙事所筛选而被人为理想化（神性化）的阶段，英雄塑造还多停留在理想与精神层面的话。那么，多元化英雄叙事逐步放弃对英雄的理想化的处理方式，而转向现实的人性角度。人情化、人性化成为这时的英雄的重要标签。日常生活是人的社会，英雄是有温度的，是更具人情味的。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雄叙事被植入日常生活之中，在平民化的小人物中寻找英雄，成为这一时期英雄叙事重要文学特征。
这些平民化的英雄，大多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平凡的，而非惊人之伟业。但他们却能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以恒久的坚忍令人侧目，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学习的楷模。周大新的《汉家女》，作品中没有令人感动的大场面，汉家女也没有豪言壮语。小说更没有离奇的情节与曲折的故事。作品却在朴实无华，甚至还带有小狡黠的汉家女身上，彰显出汉家女那博大崇高的女性之爱，诚挚善良的美好心灵。她虽没被追记什么功，她却英雄般地活在善良人的心中，她就是英雄。毕淑敏的军旅作品《昆仑殇》，描述了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的禁区，顽强地生活这样一批军人。这些男女军人有个性，有理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在守卫祖国边疆这一神圣使命面前，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训练，坚韧地活着。《补天石》描写了以朱端阳为代表的一批女卫生兵。她们在“昆仑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一”的地方，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她们常年在这高海拔的地区，身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军人的天职与理想信念，却使她们毫不动摇地驻守在生命的禁区。她们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她们出身于普通家庭，她们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但她们却是时代的英雄！再如石钟山的《一兵一狗一座山》（《小说选刊》2015年第12期）。作品中主人公胡老兵为了通信畅通，忠于职守，忍受着无尽的孤独与寂寞，独守通信站8年。在这8年中，他只有2次下山。应该说，胡老兵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没有动人心魄的英雄壮举。他们平凡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应该说，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以更好地将胡老兵归于平凡之中）。但他们却以坚定的信念，忠于职守的忠诚，真正成为祖国安全的坚强柱石。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
日常生活是复杂与多样的。因此，日常生活视域下的英雄人物也趋于多元化和平民化。英雄并不仅限于军人等少数行当，现实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可以成为时代的英雄和楷模。如《人到中年》中陆文婷，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繁荣的工作，低下的社会地位，微薄的生活待遇，但其报效祖国的赤心不改，忘我的工作与病人期盼的眼神成为她的精神动力。《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描绘出陈景润向科学高峰不断攀登的坚韧。陆文婷、陈景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创造出惊人之伟业，但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无私地奉献着。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撑起了祖国建设的新天地，构成新时期文学书写中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他们很好地契合着当下的日常生活语境，故而他们也是当代英雄叙事中的主角。
概言之，文学创作向日常生活的敞开，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日常生活以一种新的审美实践，拓宽了文学创作的领域；第二，日常生活对现实的还原，打通了文学创作通往现实之路；第三，文学向日常生活的迈进，显现出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色彩。第四，日常生活的多样性，使英雄叙事趋于复杂性。英雄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但也应该看到，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惰性、琐碎性等特征，又客观地影响到文学创作向精神世界的升华。因此，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决定了英雄叙事在注重英雄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同时，还应该强调英雄主义的精神性、理想性与超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