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珊珊 马 兵
21世纪以来，科幻文学有两篇宣言值得关注。一篇是韩松在2000年发表的理论著作《想象力宣言》，一篇是王晋康在2014年未来科技大会暨第25届银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后人类时代宣言》。伴随着互联网浪潮在新世纪起点上急剧发展，韩松表达了寻求转型期媒介的迫切想法，以借助想象力迅速进驻书写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异质空间；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王晋康继续关注科技所带来的软硬异化问题，强调异化书写正处于由“补足式”到“改进式”的阶段，对人类面临新异化发出了预警。二者都直指科幻文学与“异”的书写问题。
“异”的书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志异叙事资源的接续与创造性转化，一直为作家们所重视。虽说“惊异感是科幻小说的情感核心”，早期科幻杂志也多以《惊奇故事》《惊异》《惊悚奇迹》等为名述异，但科幻文学与“异”的关系更为复杂，且颇为吊诡。与现代性同根同源的科幻文学，既浸润并承袭现代工业文明所伴生的科技装束与理性精神，又在踏准现代性步伐上不断留痕修辞与姿态。王德威曾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之一，就是科幻小说。吴岩也认为：“科幻文学既是这一进行‘方案’（现代性方案）的直接参与者，也是间接描述者。”二者都意指中国科幻小说或直观或隐匿参与着现代性书写。显然，科幻文学是依托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赋能的产物。但事实上，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之下，现代性话语并没有在中国科幻文学中长驱直入实现一种同质化的世界，科幻作家反而制造出对于现代性均质力量的抵抗——他们以“异”的书写方式，表达了对全球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一体化和均质化的不同看法，并提供了坚韧抵抗与醒目预警。
一、诡异边缘的现代鬼
从不确定的恐惧书写氛围、与想象力所牵连的幻象功能高度吻合，以及读者的阅读预期等方面来说，鬼的书写与科幻文学是有一定的亲缘性。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商品化、消费化浪潮迅猛发展，现代性想象已进入全球生产和消费领域，而鬼的书写也逐步从乡土空间渗透到科技社会，这在韩松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飞氘认为韩松构筑了一个“鬼魅中国——这里充斥的不是蒲松龄笔下的古典鬼，而是科技时代的现代鬼”。实际上，他的“鬼魅”更多的是一种“诡异”——有了科技的加持，再恐怖的场景都变得轻盈。韩松擅长在现代性发展的均质化美景中抽拉出异质性书写，型塑出游走在“诡异边缘”扭曲的“鬼”，并借助异托邦完成他对现代性体验的深刻体察。正像福柯所说的，在博物馆、图书馆、市集、诊所、监狱等异质空间中，“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人们的想象力得以激发并获取多重体验，对社会同质性进行抵抗与批判。王德威对此有进一步解释：“异托邦指的是现实社会里面，或者是由执政者，或者是公定的单位来规划的一种空间，或者是社会的成员从思维想象的形式所投射出来的一种空间。……因为有了这个空间的存在，它反而投射出我们社会所谓正常性的存在。”他还借助这一概念肯定了“科幻小说可以代表又一代作家或读者介入一个自为的异托邦的一种努力”。韩松的“诡异”恰好呼应了这种正常时空与反正常时空的悖论式存在。地铁、高铁是象征着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符号，《高铁》创作于2007年到2010年之间，正对应着中国高铁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呼应着将城市、交通等议题与中国发展形象同步参照的书写潮流。韩松延伸了对“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巨型化和同质化”的思考，敏锐地从现代化发展的狂欢中发现了异托邦空间，处处是“断掉的忧虑”“身份认同感的丧失”。《高铁》讲述了周原、周铁生、周迅、阿辉几代人在充满异状的高铁中寻求失控真相的故事。浸泡在瓶中的无头母亲，随处可见的乱伦场景，断骨、人肉、污血、呕吐物……但韩松讲述的兴奋点显然不在表现诡异怪景之上，而是让内容的异与形式的异结合起来，加剧这种现代性的溃败与离散：虽然小说顺叙遵循的是线性时间，但手表时间在不断倒退，而高铁的实际形态也是在后撤中，成为时空之外的异物。最有意味的是：高铁从城市变成了农村，农村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面目全非，而高铁之外的城市也在迅速萎缩、破败。“一支支放射性的烟柱直冲入对流层，乌黑而粗茁的旋风席地而走，人类的白骨在半空中隐约地缤纷闪烁。铁青着面孔的城市在铁路两侧偶尔露出癞疮似的峥嵘，不少已成了废墟，再也不能挽留过往的列车。”废墟城市成为理性无法把握的异域，弥散着无处不在的阴森鬼气，失常、谜团、混乱、猜忌、暴力使得现代化赖以运转的有序、理性等荡然无存。他以出事的高铁、坟场般的地铁等异质空间，隐喻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与人在其中的焦虑、道德失范和价值观迷失，以反喻现实的力量为突破精神危机提供救赎。
韩松对异托邦空间的关注与营造，与他有意识地将国族形象置于全球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相关。兼媒体从业者和科幻作家双重身份的韩松，对中国的关注在这两个维度上是保持同步的。《高铁》创作的同期，他就发表了《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文化报道与中国形象塑造》等宣传中国形象的稿件，并且长期从事涉外工作，更有助于他“回头来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不过，新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与他在科幻小说中所讲述的，存在着大国崛起与末日图景的偏差。对此，韩松列举了众多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现代人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并关注科技对人性的改变”。在他看来：“许多人在说，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成了世界公民，但我常常又觉得，世界仿佛是在中国之外独立地演化着的，很大程度上，中国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定义的车厢中，与世界并不发生关系或者关系很小。”这段话提醒我们，韩松的观察、警醒与焦虑，正源自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集体自信与狂欢中，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国族形象认知问题，刺激着作家采取何种方式去呼应当下全球化的大命题。
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现代主义的笔法，对于韩松来说，虽与先锋精神安置历史的方式相似，但其实更多源自他在科幻的语境中，无须以写实的笔法去重新搭建理性的认知框架与技术求真，而是要通过反常性、高密度甚至是极致化的表达容量与修辞狂欢，刻意营造出叙事的阻滞与诡异，尽可能地去激发“异”的反射弧，以此表达对现代性的认知。至于韩松笔下另一个释放出无序、狂欢能量的“异托邦”空间——医院，同样“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所无法啮蚀的”，和地铁、高铁形成了互补关系，并以人工智能统治充溢到整个宇宙维度。“医院三部曲”包括《医院》（2016年）、《驱魔》（2017年）、《亡灵》（2018年）三部长篇小说，构想了整个宇宙都在生病的故事。杨伟以病人的身份住进医院，在医院船里却怎么也逃不出，本应有序、整齐的医院变得无序、虚幻，完全无视亲情与伦理，家庭和婚姻也一笔勾销；在药时代，人工智能“司命”掌管一切，暴力、残酷、吃人等词语密集出现在这个最容易让现代人产生焦虑的地方——医院；人们在寻找“亡灵之池”和医生的过程中，医患关系崩溃混乱，在彼岸等待人们的依然是医院。鬼打墙般的宿命、吃人的景象，非理性所牵连的敌对、虚伪，甚至是相互猜忌、暴力，无穷无尽难以逃离，充溢在这些迥异于常态的荒诞世界中。韩松借此对既有空间所象征的规约与权力进行对抗，将裂变与颠覆、加速与遗忘撕裂给人们看，以现存问题的诡异揭示荒诞、发出预警。
除了韩松的“诡异”，也有一部分科幻小说以鬼命名或者引鬼上身。比如，夏笳在《百鬼夜行街》中安插了我们所熟悉的兰若寺、聂小倩、燕赤霞等形象，在科技力量下重组，并非是为鬼魅叙事单单插上科技的翅膀，其本质上关注的仍是人的生存困境；程婧波的《赶在陷落之前》刊登在《人民文学》上，从外表上看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鬼故事，长安城已然远逝，寒怆幽幽的笔法并未在形式上造成恐怖效果，所解决的乃是现代身份认同与焦虑心理纾解的权宜性问题；张冉的《琴童》和《灯船》，讲了小儿女的人鬼难分、因缘际会，颇有几分奇情意趣，读来可亲可爱。这类“科幻鬼小说”，无论是取法志异叙事还是日本神妖文化，当然不是为了对传统叙事进行改写或者添加噱头，而是为了将志怪传统中的“异”延伸到科幻理性的“异”——与科技联姻的“鬼”，通过技术的置换与对原主题的消融、拼杂，形成了阅读接受的阻断与思考的延展。或者说，他们汲取传统志异资源，但是又刻意规避原主题的干扰，将过去的传统与现代的科技相混杂，使得叙事有了多种面向，有助于对传统做出当代解释与表达。
二、块茎空间的异力量
较之于地铁、高铁、医院等物质进步，互联网作为更具全球化时代的典型象喻，它催生的媒介对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想象造成了席卷性冲击。譬如，邵燕君就指出媒介革命为“千年之变”，引发了小说在新世纪的过渡与转折。因与媒介有着密切关系，科幻文学对这些“变局”的感知更为灵敏。21世纪以来科幻文学因媒介的快速发展与介入，“异”的书写空间得以延展。最明显的例证在于，媒介空间与块茎空间有着高度的契合。块茎空间是一个不断生发、去中心的开放结构，具有异质混合、任意连接的特征，“一个块茎直接在异质因素中运作，从一条已经区别开来的路线向另一条跳跃。”在块茎空间中，主体不断分化、变换位置，发出逃逸线冲击着趋同世界。同样的，在媒介空间中，基于异质性的信息可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生发、繁殖，在虚拟的连接中不断寻找差异点，线性时间和空间布置以互文压缩的手法塑造异质时空，不断助推“异”的力量跳跃、衍生。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对媒介块茎空间“异”力量的书写，以实绩印证媒介所引发文学生产消费方式的变化，以陈楸帆的创作最具代表性。除了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各种新媒介，他还曾经与人工智能合写科幻小说《恐惧机器》和《出神状态》，后者参与AI榜单评选还获了奖。有意思的是，在“不存在”微信公众号举行的2019年科幻网络春晚上，陈楸帆推出了短篇小说《匣中祠堂》：一方面利用虚拟现实装置营构了父与子对待传统手工艺不同态度的故事，另一方面将故事借助线上春晚呈现出来，吸引了科幻迷的关注——现实中的媒介资源与文本中的媒介想象在此达成了高度呼应与同构。
熟悉陈楸帆的读者都知道，浸润着现代化发展的广东潮汕是其重要的创作资源，无论是《荒潮》中2025年的硅屿，还是《人生算法》中的鲤烧村，或是《匣中祠堂》中的潮汕故土与黄氏祠堂，他敏锐地捕捉到中国乡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贡献了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基于媒介变革而汇聚了地域经验与精神困境的“块茎空间”——潮汕与赛博朋克、现代媒介并置杂糅的空间。特别是，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集纳着一两百年来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各种面貌，几乎天然地携带着各种“异”力量。所以，当陈楸帆将叙事空间安置在家乡的海岛时，我们能够感知到，他实际上是在试图以工业化、城市化给小城镇带来的“无底洞”“深渊”似的“块茎”体验，去对照熟悉的生命感受，审视长久以来浸润在现代化发展与全球化生产中的吊诡，进而突破媒介空间所带来的感官体验，探究更为异彩纷呈的生活图景。
先来看两个有趣的例子：
“慧睿公司希望给这些岛民一个解决方案，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不，我们宁可跟垃圾做伴’。”在《荒潮》（2013年）开头，陈楸帆设置了值得深思的对立——在电子垃圾遍地、污染严重的硅屿，外资带来的解决性方案在岛民这遇到了抵抗。虽是近未来小镇群众的心声，却代表着在现代性进程中同质性的全球化步伐遭到拒绝。
“我静静听父亲描绘着那未曾谋面的神秘建筑（祠堂），脑子里出现的却是迪斯尼花车嘉年华般的嬉闹景象。”《匣中祠堂》（2019年）出现了这样有意味的一幕：很显然，在父亲面前，“我”的表现有些不合时宜。这其实暗含着现代性想象遭到根深蒂固的宗族话语与故土情节的排斥。
陈楸帆刻意营造以上的对立或者差异，其实暗含着对未来的社会形态的指认——即使在科技的助推之下，近未来的中国乡镇依然是有着抗衡现代性均质化的“异”力量存在。而这些不断分叉、滋生的“异”力量，首先与陈楸帆供职科技公司的优势有关，使得他擅长使用各种媒介、智能词汇和叙事资源，并通过镜头转化、叙事交错等造成疏离效果，以思考近未来的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发现了这种“异”力量，其实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赶超意识、焦虑紧张密切相关，而这种紧张与焦虑借助块茎空间能得以快速繁殖。
此外，讨论陈楸帆“异”的书写，最不可回避的就是“赛博朋克”维度。他的《荒潮》可谓近年来我国赛博朋克小说的顶峰之作。就像约斯·德·穆尔早就论证过的，上溯到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赛博朋克小说，饱含着“人类对超越其所在的世界的时空局限有着无法平息的渴望”，比如个人对体制的对抗、对自由的渴望，以一种对抗的姿态与更加有力的能量去创造未来。不妨借用这一观点来考察《荒潮》中的小米“赛博格”形象，尽管表面上她不断发散出小米0、小米1，二者不断进行着撕裂、抗争，但却始终保有对自由的渴望，在意识的自我繁殖中不断突破城市的同质化压抑，去收集、连接更多的“异”力量，摆脱垃圾人的困境。更为独特的是，陈楸帆笔下的“赛博朋克”不只是高等科技和低端生活的表达，更多的还是一种包孕着“异”力量的反抗实践。同时，在高科技的赛博空间中，设置了两极对立的宗族社会，使得“异”的书写在新旧对立中更加突出。
近年来，随着赛博朋克一起崛起的，还有众多的青铜朋克、土木朋克等科幻创作。比如，自称为“青铜朋克”的《铸梦》，就将先秦机关与现代人工智能结合，实现了技术层面的古今同构。这类标榜“朋克”风格的作品，一方面扎根于历史深处的古老时间，所表达的是一种现代情绪；另一方面这种书写又直接浸润着当下全球化的全媒体语境中，与知识分子在古今同构中的焦虑有关。就像致力于打造“丝绸朋克”的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所说的：“‘丝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克’所代表的含义：反抗，既反抗僵化的历史，也反抗被遗忘的、不准确的历史。”“朋克”，将涌动着历史深处的能量散逸出来，对于他们来说，来自哪段历史、通往那个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克精神内涵所彰显的“异”能量与反抗本身的快感。本来，“全媒体时代的生活本质就是‘二手的’，各种新媒体一面极大地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一面却以同质化、便携式的标配，消耗着我们的情感资源与想象力。”在丰富与消耗的落差之间，需要一个出口来缓解焦虑。科幻文学恰好为“异”力量提供了一个无须那么啮合历史时间的媒介空间，为历史风云的错综复杂寻找到了摆脱同质的表达媒介，并迅速地把21世纪以来所积蓄的媒介势能、异质能量纳入新的书写模式，以更好地把握和处理当前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变”和“新”。
三、后人类的“异化”
从引力波的发现到基因编辑婴儿，从谷歌眼镜为人类制造新梦境到“阿尔法狗”赢得围棋冠军，伴随着AI、基因组织、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带来的威胁与焦虑，后人类的异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前文所述的《后人类时代宣言》，还是“站在2020年的开头，你会想象什么样的未来？”的采访中回答——“后人类时代开始”，王晋康在21世纪以来的创作总是围绕后人类的异化问题而展开，固执地在科技魅影中以“常”观“异”的方式，为新威胁、新焦虑提供注脚。在他看来，异化问题与后人类书写是相伴而生的，既有在人性、社会习俗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软异化”，也包括物理层面人类身体改变的“硬异化”。如果说韩松、陈楸帆等的作品更多是在“异”与“同”的对峙中展开现代性反思与预警，那么王晋康作品中“异”的力量则主要源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撑——在关注后人类的异化问题时，他以东方智慧对“常”的价值位移与道德嬗变进行审视与修复，使得“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科学的认知体系下获得新生”，而东方智慧所体现的正是现代性所无法把握的，却在现代世界得以延续的根基与灵魂。21世纪初年，王晋康发表了“新人类四部曲”（2003年）、《转生的巨人》（2005年）等一系列后人类作品，并进行了从软异化到硬异化的尝试。与早期《亚当归来》、《生命之歌》等后人类书写相比，“新人类四部曲”中诞生于机器子宫的“超级智慧体”类人、由癌细胞“海拉细胞”克隆出的癌人、注入猎豹基因提升超级运动技能的豹人、女先祖创造的新地球主人海豚人，在肉体与技术的碰撞上更为激烈，硬异化的程度更加突出。但在异化背后，有一条清晰的和解脉络：自基因组织和人工智能盛行以来，人类的延续已脱离了惯常的生殖逻辑和秩序，但后人类仍然对伦理感觉有着依恋和怀旧——事实上，王晋康是在以东方智慧对抗智人的失落与异化。所以，如果考虑到如今在全球化浪潮更加迅猛的时期仍然用东方智慧讲故事，拒绝西方话语一般性的同质关照与描绘，努力完成民族情绪与西方现代性强势文化冲击之间的平衡——显然，东方智慧早已成为他非常自觉的策略性选择，以极力寻求那些包蕴着东方智慧的中国主体性。
“活着三部曲”是王晋康的长篇封笔之作，包括《逃出母宇宙》（2014年）、《天父地母》（2016年）、《宇宙晶卵》（2019年）三部长篇小说，为东方智慧在未来书写中寻求到了现实相关性，也为当下读者阅读找到了精神着陆点。除了故事上的延续性，把这三部作品联系起来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着”的民族精神风貌。如果说《逃出母宇宙》的主题是“逃离”，《天父地母》的主题是“保种”，而《宇宙晶卵》的主题则是“寻根”——不管未来人类如何异化，都要寻找中国人活下去的根。当人类在宇宙中发生位移时，自然就引发跨地书写，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身份认同与科技异化问题。这从两个角色中可窥一二：首先是褚嬷嬷。现居地球人虽来自遥远的G星，却是在中国人褚嬷嬷的教化下延续文明。同样是背叛本族、提升异族，褚嬷嬷比《与吾同在》（2011年）中有着“五爪章鱼”外貌的达理耶安先祖，在东方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她完全是代表东方智慧的女上帝。其实，王晋康在真正地球人对褚嬷嬷的仇恨与理解中有很大的自辩成分，这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人的信仰危机，只能借助“大道即空”“天人合一”等东方智慧来救赎。最具异质性存在的人物当属康平，充满野性，时刻要从既定秩序与规约空间中向外突围。作者对他充满偏爱，赋予他重回地球、为地球人报仇和寻根的重任，并以三年时间的反差来表达对他的礼赞，以东方智慧的执着来对抗变化了的“常”。在王晋康笔下，东方智慧充盈着修复力和包容性，既擅长不动声色地隐身，又善于以最妥帖的方式让读者接受可能的结局。
王晋康执着地重复并转动着创作的中轴——东方智慧，源于当下的迷失与寻路问题，显示出老作家自觉地以主体抗拒现代性弊端的努力——通过对未来宇宙的治理格局，为当下中国的全球认同与位置话语寻找参照。他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主义情绪，包括“民族的悲情意识、民族自豪感及正在形成或者可以说是刚刚复苏的大国心态等。”他以不断强化的方式探讨东方智慧对抗西方话语的可能性，真正触及的不是中国现代化是否跟上了步伐，而是中国如何选择发展道路，以及东方智慧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是将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力量与普遍价值接受下来，还是以东方智慧的介入来思考和探索现代性所能激发的中国发展与价值意义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到王晋康创作“活着三部曲”时的心态：封笔之作的求全与对东方智慧的总表达——在后记中，他全面总结了对科学的看法：“当科学之车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隆隆地开上山顶时，哲学和宗教也悄悄地抵达这里，或先或后。”有别于1980年代“寻根”向元气酣畅的地方文化归集，王晋康借东方智慧在科技话语下为国人“寻根”，是全球化浪潮中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与东方智慧的未来探索。
关注后人类的异化书写绝非王晋康的单独姿态，而是21世纪以来科幻创作总的趋向。21世纪以来后人类议题作品比比皆是：《后人类时代》（陈楸帆）、《人之彼岸》（郝景芳）、《与机器人同行》（阿缺）、《机器之门》（江波）、《2030终点镇》（迟卉）、《时间外史》（宝树）等。以爱情为例，阿缺的《机器人间》（2015）、郝景芳的《爱的问题》（2017）、陈楸帆的《云爱人》（2019）都聚焦了人机之爱。不同的是，阿缺侧重的是人机寻求爱情的执着努力，郝景芳则是人爱机器的一厢情愿，陈楸帆关注的是人机恋爱时空维度链接之艰难。有必要厘清的是：人机相爱之难，关联着人际关系的隐喻，指向的是习以为常的爱情背后那些反常性的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临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
家政机器人LW30是阿缺创作的形象系列。从《与机器人同行》到《与机器人同居》再到《与机器人同悲》，争取独立、渴望爱情的机器人，发出了“我们是冰冷的金属……但我们有炙热的芯”的呼喊。这恰好印证了现实层面高涨的工具理性在科幻文学中迅速退隐，并被价值理性占据了高地，造成了原初发展目的与实际行动效果的疏离：人类制造工具是为了服务人的，结果人越来越机器化；人在情感上对机器是高度戒备的，结果机器越来越人化。而且许多作家也不再渲染人机冲突，耐心描绘“平庸的恶”成为新着力点。从何夕的《伤心者》到夏笳的《2044春节旧事》，从郝景芳的《永生医院》到阿缺的《宋秀云》，分享的是同一个主题，日常生活在科技的染指下不管如何变迁，但最打动人心的还是那些珍贵的不变与坚守。肉体与科技相拥的背后其实直指了一个问题：异化书写根本不需要酷烈的手段，可能只是温柔陷阱，或许是齐泽克所说的匿名的“客观暴力”，无人负责、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中调整规则、标准去奴役人，而算法、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全球化时代恰恰会转变成助推异化的客观暴力，在人的主体性、自我意识被抹杀时悄然发力。
鬼魅瞳瞳的扑朔谬象、异质空间的自由冲决、执着宽宥的东方智慧，异与同的对抗、异与常的辩证，绝不止于对全球化夹带的洪流、泥沙等简单的反思与预警，它亦是身处几千年之大变局中国人主体性危机与精神困境的定格与繁衍。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借助现代性的“未来”反喻了现代性的“后果”，对应的正是科幻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要“平衡、兼顾科幻文类的寓/预言属性”，才能“在科幻中有效地探索现实，并在现实中妥善地安顿科幻”。而科幻之“异”能量正是在寓言与预言间频频现身，对人在技术之下被遮蔽状态进行解蔽，为我们提供理解全球化语境中现代化发展的入径与参考系。进一步讲，“异”的书写不仅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特有的认知方法，或者说是一种问题结构，以一种近乎无意识的方式左右着人类展开主体性认知、生存探索与价值追问。正如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所说的：“异质性，这个特殊的词语表示它相关于那些不可同化的要素；这种不可能性对社会同化过程产生一种根本的冲击。”“异”几乎以天然越界与逾矩的姿态逃离同一性，从既定空间与同质规约中逃离出来，寻找救赎与出路。当然，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文学在艺术与思想上还存在着不足，但是当现代性在全球化语境中裹挟着迷人风景与熵增危机扑面而来时——在未来语境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它对国族形象、身份认同与主体性的划定与讲述，也不失为能动的预警与敞开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