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英
?
“弑父”场面中的新女性
——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有感
黄国英
19世纪末，当启蒙与救亡两相辩证的张力全幅度打开，在迫切的民族自省下，妇女解放运动也应运而生，被压抑、束缚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也在此种运动中逐步觉醒。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期，第一批觉醒的近代知识女性带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思想和艺术灵性，开始用文学的形式来争取自己“人”的地位与权利，用笔来抒写自我的痛苦经历与内心的欲求以及女性自我的人格尊严。
作为这一时期的一名重要代表，白薇是少数几个站在觉醒前沿的女作家。她因其独特而痛苦的传奇人生，写出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揭露和抨击封建道德思想、呼唤妇女解放的作品。《打出幽灵塔》是其重要的一部话剧，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少有在“弑父”场面中，正面描写女性反抗阵营时的作品。该作品虽从表面上看，在古典浪漫主义气氛和剧情冲突的设置方面有些幼稚，但却奔放有力，保留着五四女作家特有的愤怒、抗争的激情。其笔触及的思想深度又较一般五四女作家更为大胆直露。
一
在《打出幽灵塔》中，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背景下，以女性解放为主题，以前赴后继的女性反抗斗争得到了历时勾画和共时展开。白薇层次分明地塑造了三代女性萧月林、萧森、郑少梅三个奋力摆脱被奴役受欺凌命运的抗争历程。萧森早年被胡荣生强暴，后忍痛抛别女儿前往法国求学，后在革命政府里从事妇女工作，这是五四时代解放女性的奋斗之旅。郑少梅得大革命之幸，萧森之助，顺利地摆脱了屈辱的小妾生涯，却留下一缕依稀难舍的情思。
相比较而言，萧月林这个女性是作者投注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她既想要效仿当时新文学作品中所创造出的新女性人物，想跳出家庭的藩篱与父权社会的束缚和压迫，但是由于受到旧的伦理道德的浸染，使她的行动显得迟疑而犹豫，散发着奇异的悲观情绪和矛盾心态。
当月林第一次出场，便说出了她的家庭是幽灵塔，对自己的处境表现出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的性格特征。尽管母亲极力劝说，但仍旧未对月林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她也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在感情上依然矛盾重重。她先是在与自己同病相怜的胡巧鸣和青梅竹马的农协委员凌侠的三角恋中游移难断，倍受感情煎熬。虽接受了胡荣生的独子巧鸣的爱慕，但当巧鸣向她求婚，以便帮助她摆脱胡荣生的纠缠时，她却拒绝了。接着，当巧鸣提议两人不结婚，可以一起出国时，她又说：“不行，我的脸皮没有那么厚。”当她听到巧鸣坚持和父亲斗争时，她则显得忧心忡忡，担心那会危及生命；妇女联合会要替她解决脱离家庭时，她也只是“郁郁地”置之不理。但当最后在生身父亲胡荣生的淫威下目睹爱人被杀、被捕的惨剧，她深受刺激，最后决定和萧森等人一起与胡荣生进行生死决战，以死抵抗了恶人，用生命之血来换来自由的“新生”，并最终打出了幽灵塔。三代人的经历形象地强烈地揭示出女性谋求自身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二
《打出幽灵塔》中有两个三角恋爱，一暗一明。暗线是胡荣生、萧森、贵一之间的感情纠葛。胡荣生雨夜强暴萧森生下女儿萧月林，而家中的老仆人贵一又是萧森昔日的恋人、胡荣生养女（实为亲生女）萧月林的养父。明线是胡荣生之子胡巧鸣，养女萧月林，农协委员凌侠之间的三角恋爱。剧中对比表现突出，如胡荣生对郑少敏和萧月林的强恋，郑少梅对胡巧鸣的单恋。剧中人物几乎都是以带有血缘关系的恋爱为纽带，戏剧冲突也伴随着恋爱的矛盾而展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立，不仅表现在政治立场和经济状况上，还突出地表现在感情的自私与宽容上。压迫者的贪婪和感情上的自私与被压迫者的善良和感情上的高尚，泾渭分明。
该剧在女性的视角下，剧中的男人都是丑恶而软弱的，无法做女性的保护者。胡荣生是一个禽兽般的性暴君：他年轻时强奸了萧月林的母亲；用各种卑鄙的方式纳妾；一直想占有养女月林；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又亲手杀死亲生儿了巧鸣，没有丝毫人性可讲。而深爱月林的巧鸣和凌侠，却轻而易举地被胡荣生刺死或被诬蔑为杀人犯而遭囚禁，而无力把她从水火之中救出。最终剧情的冲突也不是用中性手段（譬如通过农民革命打垮土豪劣绅来外在地解决性别统治），而是女人救女人，通过女性的自我觉醒以血和生命的复仇来解决。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到女性要求得解放，必须是女人自己直面自己血与泪的残酷现实。萧森在被胡荣生强暴后，没有忍辱屈从，而是赴法留学，回国后参加革命并成为妇联委员；少梅不愿再做妾，决心和胡离婚，并获成功。女性挣脱了社会、家庭及男性的束缚和压迫，实现了新女性求解放的理想。这似乎强调了女性解放与被压迫阶级解放之间既有一致又有不同之处，似乎排斥了将女性作为被挽救的对象的可能性，从而保留了女性自我挽救的机会。
在最后的剧情高潮处，当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的群体出现在舞台上。这里有受难的母亲，有受欺凌的妾，有受摧残的女儿，有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复仇的性别群体，而被压迫性别群体的出现，方是父权男性统治“幽灵塔”倒塌的真正来临。这样一个群体脱离了价值客体位置，不再是被挽救的对象，而是一个自觉的、团结的性别阵线。他们反抗的不是为了推倒一个暴君，一个浮荡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从而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
女性作家在写作时，更多地让感性统治和支配着自己，在与情感作战中，理性总是那么虚弱，很难取胜。她们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情感的感性世界。在这一点上白薇也不例外，她的戏剧世界明显不同于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灌注了强烈反抗激情的世界，是她将自身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改头换面加以戏剧化的产物。她向观者诉说的是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把自我变为被感受、被观照的对象，同时也把自我作为被创造的角色，她的审美对象往往就是她自己。因而，白薇的大部分剧作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强烈的个人体验性和自我表现性的政治叙事诗。
三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的第一个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在经历了这两次不同意义上的革命之后，存在了两千年的父系统治秩序无论是在政权━━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失去了维系自身的能力，先是作为一朝之君或一家之主的男性家长形象，从统治宝座上倒塌下来，继而是父权下的整个象征体系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以这两番弑父之举为标志的历史覆覆，将女性群体从社会━━文化那看不见的深处裹胁而出，在这一震荡的瞬间，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中浮出历史地表。
《打出幽灵塔》这个戏剧中，体现了从父与女这一不仅是亲子冲突而且也是两性冲突的立场上，它补充了时期“五四”反封建意识形态所简化、所淡化了的一个角度，即封建阶级的统治不仅是一种杀子统治，同时又是一种性别奴役、性别虐待的统治。甚至对他们来说，杀子不过的行为不过是其维持性别奴役权的一种手段。该剧从白薇“父亲的逆女”时期思索出发，正面描写了“父”这样一个封建权威的男性统治者。这个“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杀人文化”中的封建家长，或一个剥削、倒买鸦片的土豪劣绅，这个“父”首先是一个性的暴君，是一个为了淫荡权威的目的而不惜杀死两条人命，包括他的亲生儿子的人。这一形象充斥着整个家庭，“家”无异于一个由男性恶魔主宰的地狱，而“父”则代表着男性对女性身心的奴役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薇的弑父故事，正是由于她比他人更为深刻地将理想之父内在化，并始终生活在其硕大阴影之下。其开篇题为“社会悲剧”，涉及的是家庭━━女性的地狱及地狱中的小鬼的命运，剧中的女性为了摆脱和拒绝父亲以及父权制的压迫和束缚，而不断地与以“父”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做斗争，最后出现了叛逆女儿亲手击毙了父亲的场面。
《打出幽灵塔》在这个戏剧中，是一个“弑父”场面的女性正面描写女性反抗阵营的作品，它不仅表明了强烈的反封建的色彩，而且还已经从正面触及了构成社会最基本结构的二项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从这一点来说，这又不是一般反封建作品所不及的。
作者单位：（天津市河东区职工大学语文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