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丽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后世对她的评价贬褒不一。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古籍,再到现代史学家们对她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形象的武则天。在历史典籍中,对于武则天形象的塑造往往从维护父权政治的角度出发,有的讲她描绘成祸国殃民的妖妇,有人肯定她在政治上的成绩,但却避开她的性别不谈。也有的谈及到武则天当政时期,侧重于突出武则天的酷吏政策,认为她是一个暴虐的君主。民间野史往往从道德层面出发,把武则天塑造成“淫妇”形象,丑化武则天。当然,也有人认为武则天敢于推翻父权统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于武则天的文学、影视作品更是不断涌现,让我们看到一位多位形象的女皇。武则天形象之所以几经变化,在于她体现出了文化传统中的特殊意味。武则天称帝在封建时期常常被人诟病,最主要原因在于她的女性身份。但其实在武则天登基后,所采取的治国理政之策仍旧遵循了父权社会的传统。对于武则天形象的不断改造,实际上体现的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基于不同的出发点,文人们以武则天性别为基点而做出的不同形象构造。
一、武则天形象的变迁
(一)女英雄形象
谈及武则天的英雄形象,不得不提宋之的《武则天》。但宋之的《武则天》创作就是基于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伦理统治的角度,在这里,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在男权社会下努力挣扎反抗的女性英雄形象,这也是20世纪以来首次为武则天带来正面形象描写的作品。宋之的创作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表现了他对封建时代女性被压迫的同情。但另一方面,他也描绘出武则天为了上位而不择手段,将她的残暴渲染出来。但是这里的女英雄形象与现代的女性解放主义仍旧有区别,宋之笔下的武则天当权后又开始照搬男权统治的那一套,用女性来支配男性,这实际上仍旧不是真正的性别文化认同。真正的性别认同,应当是自由平等的对待男女,当然这也是很难完全贯彻到底的。除了宋之外,一些作家或者文艺工作这在塑造武则天形象时,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反封建思潮的影响,他们热衷于把武则天塑造成女英雄形象,认为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推翻了封建父系统治,但最终仍旧逃不过统治和被统治的那一套框架。(二)开明君主形象
开明君主形象也是20世纪以后所出现的,这是从政治角度来对武则天的功绩进行肯定,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郭沫若,肯定了武则天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才华,但对武则天的女性身份却巧妙避开了,同时对于武则天在位时期的酷吏政策,也几乎未有提及。同时,郭沫若还否定了过去民间野史中塑造的武则天的“荡妇”形象,认为武则天对自己的子女相当严格,自己怎么可能放纵生活,但在这一点上,郭沫若实际上也回避了女性形象的正常感情诉求。在郭沫若的塑造下,武则天的私生活其实基本被避而不谈,主要强调的是她在政治方面的建树,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的体现,体现出对妇女形象的解放。武则天的魅力被无限放大,不仅仅知人善用,而且关心民间疾苦,这与前人所塑造了妖妇形象完全是对立的。但从更深层次方面来看,武则天虽然在这种形象中是一个开明君主的形象,但从人性来看,武则天本身作为一个女性的人性特征完全被抹杀了。郭沫若的作品中,我们难以找到武则天作为普通女人、妻子、母亲的形象,和高宗之间与其说是夫妻关系,更像是一种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和李贤之间也并无母子之间的亲情,对于李贤的谋反,并不是处于考虑到李贤是自己的孩子而从宽处理,而是从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角度出发。与宋之相比,二人对于武则天晚年和张氏兄弟等人的感情问题在处理方面也是不同的。宋之认为武则天与这些男性的关系,是出于玩弄男性的角度,目的是为了体现对男权社会的否定。而郭沫若更加干脆果断,直接否定了这种关系。所以虽然在开明君主形象下的武则天,虽然看似高大伟岸,但实际上却失去了作为女性主体的人性。(三)妖妇形象
明清以来,对于武则天形象的塑造中,妖妇形象也是十分常见的。虽然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于武则天形象的塑造有了更多的正面倾向,但是对于其妖妇形象的塑造,在文学中也时常出现。例如林语堂、苏童等人,把武则天塑造成盲目追求权力,不顾民众生活的女魔头形象,认为武则天把美好的大唐王朝变成了炼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父权社会中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定位上,男性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被统治、支配的地位。虽然到20世纪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让人们的思想面大大扩充,但传统的男权思想仍旧影响了很多文人的创作,因而在对于武则天的形象定位上,仍旧有不少将她塑造成妖妇形象。从深层次原因上看,这实际上也是对女性解放和女性地位提高的一种恐惧,因而必须要将武则天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