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苗苗 胡 丹/厦门大学
一、西方社会理论中关于权力思想的演变过程
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权力这一特定的概念及理论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家的注意。马克思把权力同生产资料、国家机器以及阶级统治相联系，认为权力是统治阶层用来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层的工具。韦伯指出权力就是在社会的某种关系种即便面对他人反对也可以有实现自己的想法的机会。对吉登斯来说，权力的运用是所有行动者的普遍特征，权力反映出行动者之间的自主与依附关系凭借作为权力实施中介的资源，甚至有时候地位低者也能影响到主导者的活动。哈贝马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下论述了带有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将权力看成是人们在舆论中形成的话语力量，而从不同维度来干预社会管理的权力，甚至干预了权力的合法性。布迪厄则远离了传统的政治与权力场域，致力于揭露政治与权力场域的文化再生产被自然化的机制，通过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揭示了社会实践的运行逻辑，剖析了权力如何通过惯习的身体化将社会建构的差异自然化。在福柯看来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不仅微妙而且复杂，提出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来考虑权力的运作并对西方社会理论中的权力思想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总而言之，从宏观权力到微观权力反映了西方社会理论中权力模型的演变过程，权力来源“自上而下”是宏观权力的特点，福柯则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认为权力的来源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二、福柯的理论贡献
福柯被认为是法国思想创造力极高的学者之一，有学者认为与哲学家相比，福柯更像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哲学，从哲学的角度观察历史，用批判的精神来指导实证研究并对社会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福柯通过对现代权力话语的批判发展了微观的政治理论，侧重于关注从意识形态到整个社会运行机制各个方面的权力问题，并通过知识考古的方法来揭示现代话语机制，还通过观察常见的惩罚和性观念等来揭示其权力机制的变化。福柯把身体融合到他的微观权力理论中，并从权力的视角出发揭示身体在权力运作中的重要。（一）疯癫与文明：理性对身体的征服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边缘领域中的边缘行为，如性、疯癫、疾病和犯罪等边缘行为，他把知识看成是一把双刃剑，知识考古学正是把历史从现象学的操控下解救出来，“知识型”知识的目的不是去伪存真而是披着知识的外衣，只是对知识的一种表述，但“知识型”的建构过程中权力起着主导作用，建构了知识与现实的关系6。福柯仔细调查了理性时代的疯癫历史，把西方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分成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自觉、古典时代的大禁闭和现代社会的精神病理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者并没有被压制成异质分子，而疯癫则是成为一种审美现象或日常现象。文艺复兴使得疯癫者可以自由的呐喊，而古典时代创造的禁闭制度使得疯癫者变得沉默寂静。在一方面，人们传播了疯癫的危险意识，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疯癫概念的意识，而在另一方面，理性也制约着疯癫。不仅如此，自以为理性的人们也将疯子视为洪水猛兽，将他们关进禁闭所或精神病医院并公开展示。现代社会不是把疯癫看成是一种罪恶，而是将疯癫看成是一种精神疾病，并运用现代医学或是精神病学原理对疯癫者进行正规治疗。但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疯癫者进行更为残酷的精神摧毁，因为禁闭所里的疯癫者仅仅是失去了身体上的自由，而面对恐惧依然可以保持野兽般的呐喊，而现代临床医学的治疗中疯癫者完全失去了话语权。疯癫者是一种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拒绝和排斥的异端话语，也可以说疯癫者是理性话语权利对非理性话语权利的一种直接剥夺，而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也就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相互批判的过程中构建的。在本质上，我们的知识是一种关于全世界的理性知识和理性话语，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疯癫，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用理性话语来构建疯癫的历史。
（二）规训与惩罚：驯顺的肉体
福柯把身体放置于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背景下，将身体与“肉体”区别开来，突破了传统意义中对身体的概念含义。他认为身体是被权力驯化的结果，即通过身体这个中介载体来窥探权力和知识之间的身体的运动过程，主要关注人们身体经验中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关系。他认为从古代君王权力到现代权力的权力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从暴力到司法惩罚到规训逐步取代的过程，最后使得规训的权力无处不在，通过身体表现出来。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所圆形监狱，在最中心的位置放置着一座瞭望塔，周围的每个牢房围绕着外墙围成一个圆圈，这样的牢房使得罪犯的身体无藏身之地，无时无刻都被监视着。也就是说在合法化的监控之下，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是在各种规矩和规范之中进行，如果超越了规范和规矩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越轨行为而是犯罪行为。运用权力，通过对罪犯身体的惩罚使得人们对权力产生敬畏之心，使得权力可以威慑他人从而达到驯化他人的目的，将罪犯同人们区隔开来。在福柯看来监狱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以监狱的特殊情况作为一个突破点来进行分析，也可以从监狱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如学校，医院，军队和政府机构等领域。一个现代国家如何确保它掌控他的公民？福柯强调的是心理层面的控制与权威而不是肉体的惩罚。这种基于心理层面的“自我管理”是福柯现代权力的理论核心和关键手段。举例而言，现代社会中用闭路电视来操控和管理社会，监视机制能记录下人们的行为从而抓获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同时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还能起到威慑作用。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被监视着他就不太可能乱扔垃圾；如果司机认为有交警监控摄像头在工作那他就不敢轻易违章，这跟摄像头是否开启没有关系，摄像头只要存在就足以影响大多数人的行为了。一方面，监控技术便被用来保证社会准则的推行；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存在着消极意义，人们意识到自己被监视着就会有意识的去抑制自己的个性化而形成统一性的大众化，因为害怕被教育和惩罚使得人们在行为和思想上都变得同质化。随着时间推移，这会压抑我们为自身思考的本能削弱我们做出及时反应的能力或抑制我们的原始冲动或者思想的产生。
（三）性史：身体和权力的双重拷问
福柯所理解的“性”的含义与我们日常字面上的“性”的含义截然不同。它不仅包括了性欲，也包括了性行为，更是指我们的身体。在《性史》一书中，福柯进一步利用身体的性经验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起点来考察身体与权力的关系。首先，福柯考察了关于性压抑与权力关系的历史。以维多利亚时代为坐标，在这之前“性”不是一个被压抑的话题而在这之后“性”突然变成了一个禁忌话题，并且性的压抑越来越趋于严重。其次，福柯关注的焦点是性的话语和权力机制而不是性行为本身。在他看来，权力并不害怕性，反而性是实现权力的手段，它建构了肉体与知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是生命权力得以扩展的一个工具，性本身就是权力展开和表现的重要场所。可以说性话语就没有脱离权力而是在与权力对抗中不断增长，并恰恰在权力范围得以运作。三、布迪厄的理论贡献
布迪厄的理论思想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一方面他重视结构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让结构成为实践的主宰，所以将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即时性和能动性也放入了其中，这样一来就有了建构的色彩。身体是布迪厄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权力的记忆，以实践为核心建构了包括惯习、场域和资本等概念的一整套体系，并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探讨社会空间的结构。（一）身体与惯习
与身体相关的话题不是仅仅局限于身体本身，它还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布迪厄认为身体概念与惯习概念密切相关，惯习概念是建立在身体概念的基础之上，对惯习概念的理解自然也就离不开对身体概念的关注。惯习来自社会习俗与社会制度，它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知觉并寄居与人们的身体上。惯习意味着持久的、稳定的性情系统与行为倾向，人们通过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身体化而将外在的社会现实内化，人们的第二自然天性得以逐渐形成。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中纳入了身体的概念，这也使得他对实践感的分析成为可能，身体沉浸于实践中无法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感就是身体感并将社会结构内化到了身体中，身体成立布迪厄与福柯的共同场域。（二）身体与场域
在布迪厄看来，某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是支配者，当他进入新的场域就变成了被支配者，他认为现代社会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小世界组成，场域是各种位置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每个小世界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也就构成了不同的场域。布迪厄借用了游戏概念和博弈的概念来说明场域的运作过程。在游戏的场域中，游戏者掌握着不同数量和不同类型的资本并跟随场域的变化而发挥不同的作用，游戏者也因此拥有了不同的相对权力。游戏者的力量关系决定了场域的结构和资本的分布情况，甚至可以改变场域的结构。惯习与身体的关系构成了惯习与场域的基本条件，没有身体的参与游戏就无法产生，甚至可以说游戏是一种身体投入的社会过程，游戏的场域强化了一种社会认同和社会规范。四、理论关联与启示
福柯对权力的微观考察与批判与布迪厄相似，他们二者对身体的关注都源自于对传统主流哲学思想的批判，都试图从身体与权力的视角出发来探寻人类社会的本质。历史和社会都是身体的寄居之所，身体包含了实践的含义，它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不能仅仅依靠理性来摆脱。福柯所理解的身体是一种被社会道德和权力技术所规训的身体，一方面身体是自然和永恒、本质与客体的历史进程所运行的场所；另一方面身体是博弈的场所，蕴含着社会转变与改革的契机。正是在社会道德和权力技术因素的影响下，权力的形式从压迫与抑制转变为诱导与激发，从而隐埋了权力的存在。总之，身体是福柯与布迪厄摆脱各式各样的认识论障碍从而重返具体的权力社会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