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阳 钟佳艺
《那山那人那狗》是湖南作家彭见明1982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它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湖南农村的一个邮政员“交接班”的故事：一个长年在深山里工作的老乡邮员，因为腿疾不得不提前退休让他的儿子来接替他的工作。由于儿子第一次做这个工作，老乡邮员放心不下，就与自己的黄狗一同陪儿子走上最后一次送邮路。于是，200多里的送邮山路成了儿子的人生体验之路和父亲的告别之旅。这篇小说在《萌芽》杂志发表后，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山那人那狗》是一部烙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作品，它巧妙地表现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折射出社会变革的动人灿烂的光华。但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那山那人那狗》却是一个“另类的”作品，因为它很难认定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的哪一类，无法被整合进这三股创作潮流组成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於可训先生说，学界惯用一种线性的时间演进方式来叙述“80年代”文学，常常导致这个时期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被“遗漏”。今天，我们重读这种被“遗漏”的作品，有助于发现新时期文学某些被“遮蔽”了的历史信息和图景。
出生在湖南平江县农村的彭见明，1981年放弃在县剧团里画布景的工作，丢下画笔拿起钢笔，开始做他的文学梦。同年，他凭借处女作《四妯娌》获得了“萌芽文学奖”。第二年，彭见明创作了《那山那人那狗》这篇小说。
“人生的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这篇小说的创作就来源于他的经历。1982年的秋天，彭见明在老家平江一个山里小镇上写作。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所以他要是想与外界联系只能去乡间邮政所发信。有一天，邮递员出于好奇问他是做什么的，在得知彭见明是作家后，邮递员玩笑似的说了句：“干我们这行这么辛苦，你怎么不写写呢？”正是邮递员的这句话，激起了他创作的灵感。在与邮递员简单聊了几句后，他了解到邮递员往返山路的艰辛，又联想到自己的父亲曾经收茶时也要辛苦地走五十多里的山路。于是他花了半年的时间用来思索，终于把邮递员提供的细节写成了小说《那山那人那狗》。
关于彭见明创作《那山那人那狗》的缘起，他自己在《与〈那山那人那狗〉有关的话》中是这样解释的：“理由有二：一是想写一写诸如我祖父这样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一心为公家着想的普通人。二是当时的中国小说，几乎全部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人人都在痛斥文革，整个文风沉闷压抑。我想文学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各种不同的面目和气象。”从这段话中透露出了彭见明欲反当时文学潮流而写作的意图。虽然作家的文学创作难免会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他意欲写什么和怎样去写，决定了作品与众不同的面貌和情趣。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陡然转折和急剧变革的时期。党和国家在文艺方针政策上做出了调整，文学创作环境得了极大地改善，形成了自由开放、革故鼎新的文学繁荣局面。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文学思潮涌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成为当时的创作主潮。按照一般的理解，“伤痕文学”先有揭露和批判“文革”给人们造成肉体与精神创伤的，再有思考和探寻“文革”这场浩劫何以发生的“反思文学”，继而出现关注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历史变革的“改革文学”。这三股创作潮流似乎存在时间和逻辑的秩序，与时代政治桴鼓相应，也就成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大势和总体格局。
彭见明没有一味追随主流创作，他选择去描绘生活中的光明事物，讴歌美好的人性。他用《那山那人那狗》努力地去表现人性的健康，讴歌劳动人民的忠诚和勤奋。他自己也说过他创作的初衷之一就是想突破当时痛斥文革的局面，改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知青小说泛滥造成的压抑苦闷的氛围，以文学的力量呈现光明的面貌，带来积极的气象。当小说完成并在《萌芽》上发表后，他说：“那时候只要能发表出来就是很不错了，我深知我这么写，是不合当时的文学潮流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不时尚，《萌芽》能用，已是给足了面子。”可见，作家尽管知道这种反潮流写作并不讨好也不符合当时的文学潮流，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虽然他没有进行文革历史记忆的书写，但是正如彭见明所言《那山那人那狗》也摆脱不了“文革”的影响。他在《那山那人那狗》中写人性的美，无非是想告诉读者，社会总是进步的，要让自己从过去的苦难中挣脱出来。这也是通过更加进步的语言和形式，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其实，它和伤痕文学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点，都是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思考。
1980年代，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急剧转型，西方新思想的涌入产生前所未有的文化激荡。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走向城市、走向世界、走向新生活的现代化叙事趋势，并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中国和西方、农村与城市、老同志（上一代）与年轻人（下一代）。比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路遥的《人生》，叙述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起伏变化，表现了在城乡二元对立下，农村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那山那人那狗》的主人公却没有“进城”的欲望和行动，不管是作为上一代的父亲还是下一代的“我”都选择了做乡邮员，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在这条乡邮路上。父亲的大半辈子孤身一人来往在山与路、河与田之间，这几十年陪伴他的只有孤单、艰辛、劳累、黄狗和邮包。可是他每次都把信件邮包准确无误地送到山里人手里，他既没有和领导叫过苦，也没和家人喊过累。他还因为送信经常趟水抄近路患上了腿病，而他为了能继续为乡民服务竟然吞下了一百条蜈蚣。儿子也不是那种对城市趋之若鹜的农村青年，他决定接替父亲，继续行走在山路间，在接过那副扁担的同时也意味着接过了父亲那份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他们的眼里有的是这美丽安详的山乡景色，心里装的是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小说中没有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的对立冲突所产生的痛感和焦虑，父子两代人对山乡的热爱和坚守，内心那份安宁给读者感到亲切、温暖与和谐。
当然，《那山那人那狗》描写的山乡父子虽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但也委婉地表现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上一代所代表的农村与下一代所代表的现代城市的对立冲突，而是传统中国父子之间关于爱的表达与相处之间的误会与隔阂。父子间的这个矛盾是由于父亲当时不得不一门心思放在自己乡邮员的社会主义事业上，一定程度上缺乏与儿子的相处与沟通造成的。小说中在父亲的记忆里，儿子满周岁他都没能在家，唯独背过儿子一次还是在过年的时候。作为父子情谊，能记起的仅止于此。而儿子过早的承担了家庭的重担，默默地像牛一样地劳作，为远山奔走的父亲解脱，从来没有得到过独生子能得到的娇惯。虽然父子彼此之间有隔膜但是彼此都是相互关心与爱护着的。在父亲陪儿子送信的过程中，儿子渐渐的理解了父亲作为乡邮员的责任与艰辛，父亲也看到了儿子的成长和自己对儿子的亏欠，两颗心慢慢的靠近，化解了父子之间的隔膜。这种父子关系的描述与呈现在当时来说是不同于主流的一种独特的叙事。
1980年前后的小说大多聚焦于“文革”对个体和社会造成的伤害，进而对政治劫难之源进行批判与反思。彭见明没有选择记叙那些悲剧性事件和痛苦的回忆，也不做历史的反思，而是在真实描摹乡村社会情态的基础上，对现实政治做了隐喻和象征式书写。《那山那人那狗》描写了当时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现象:中国式接班。乡邮员这个职业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连小说中的老乡邮员自己都亲口说过：“我是国家干部”，所以乡邮员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岗位。就是从事着为山里的人民寄送邮件的这样一份工作的父亲，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淌水摔跤都一直兢兢业业地奋斗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岗位上。现在因为腿病不得不提前退休，所以组织上做了决定让他的儿子顶替他的工作。这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所实行子女顶替制度的真实书写。子女顶替制是指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又称接班顶替，是一项行之多年的社会主义劳动就业制度。小说中的“接班”故事其实寓示着社会主义事业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新时期代代相传。
《那山那人那狗》详细记载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新老两代人接交班的过程：父亲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邮包，庄严的移交给儿子，在儿子第一次走上乡邮路时，还领他走路、教他尽职，甚至让陪他走了大半辈子乡邮路的狗继续陪儿子送信。这些表明老乡邮员慎重地将自己的事业亲手交给儿子，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交接仪式。与此同时，儿子也认真听从父亲的教诲，忠诚于工作岗位，用心继承着父辈的事业。特别是在送信途中遇到河流儿子亲自背着老父亲过河这一细节，象征着儿子担负起了本在父亲背上的这一份事业与责任。由此看来，这条乡邮路不仅仅是一条传递邮件的交通之路，也是一种事业传承之路，更是新时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和社会发展之路。父亲走了大半辈子的路现在走在了儿子的脚下，这寓意着儿子将像父亲一样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份事业上，支撑着社会前行，并且这条路会继续发展，走得越来越远；即新一代接过父辈的承担，继承前辈的事业，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这样一种“道路隐喻”颇具当代中国特色，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往开来的写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这一“基本遵循”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前进方向，也规约着新时期文学叙事的基调和底色。
总之，《那山那人那狗》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在求新、求变的文化主旋律中，隐含着人们对社会人生价值、理想信念的坚守。
1980年代前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风靡一时，与之迥然不同的地域文化小说则在悄然生长。如汪曾祺的《受戒》、刘绍堂的《蒲柳人家》等小说，不着意于现实政治问题，而是聚焦于乡土风情和山川万物，表现人性的淡淡忧伤和自然之美，这种小说做法“震惊”文坛。彭见明创作《那山那人那狗》是否受上述作家作品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作品展现的湖南乡村美丽风景和山乡人民美好人性这一地方特色来说，彭见明深受湖南本土作家周立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那山那人那狗》犹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用抒情的笔法写出自然和人性之美。小说一方面展现了湖南平江独特的山区地域风貌，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岭、坑、垅、坳、冲、山、坪等的地名，与湖南平江山区的地理环境完全一致。这些地名既符合当地的地理环境，也符合当地人命名的风俗习惯，描画出独特的湖南山区地域风貌，增加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小说还极力的塑造了一个绿色的梦一般的境界。“晨雾在散，在飘，没响声地奔跑着，朝一个方向劈头盖脸倒去，最后留下一条丝带、一帕纱巾、一缕轻烟。这时分，山的模样，屋、田畴、梯土的模样才有眉有眼——天亮了。”这是小说中儿子第一次走在送信路上所看到的景色。作者描绘的这绿色的大山、古老的石级、飘卷着的晨雾就是一个诗情画意宁静安详的“原乡”。然而除了山乡景物，作者还极力的刻画了山乡之间的人性之美。作为乡邮员的父亲对乡亲们不止是工作上的责任更是一种人性上的关怀：“桂花树屋郭荣荣有信不惜脚力弯三里送去；木公坡王五是瞎子，有个崽在外工作，若有汇票，亲手交给她，因为她在家的细崽不走正路。”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顶替自己工作的儿子的。乡亲们对父亲也十分的信任、关心与尊重，他们之间是深厚而淳朴的友情。在小说中，当乡亲们看到像极了父亲的儿子时，“乡亲们更高兴。于是，大队干部马上带头鼓掌欢迎”。这不仅仅是对儿子的欢迎，更是对老乡邮员的认可，也是新的友情在传递，老乡邮员并没说退休的事，他撒了一个心酸的谎，“将来也是跑这一带，和儿子轮流跑。”说这话时，他觉得眼圈那儿一热，这一热是对乡亲们无限的眷恋。可见，当时乡亲们和父亲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厚的依赖感。
《那山那人那狗》的地域特色还体现在小说语言上。作品使用了不少平江话中的名词，使其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像在老乡邮员告诉儿子这趟邮路的具体路线的时候就使用了方言“走过九斗垅，紧爬寒婆坳；下了猫公嘴，中午饭在薄荷冲；再过摇掌山，夜宿葛藤坪……走得紧，才不至于摸黑投宿。”还有父亲路上对他的叮嘱“不要贪快哩，路要均匀走。远着哩。暴食无好味，暴走无力哩。”彭见明的小说创作使用方言俚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到周立波的影响。周立波一直主张小说可用方言写作，《山乡巨变》《湘江一夜》等就非常恰当的运用了方言。因为方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所以使得彭见明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更容易贴近人民与读者产生共鸣。
在一些史家学者看来，新时期文学是带有“启蒙”特征的现代性文学，对十七年文学是一种反抗与否定，两者断然有别。假如仅看“伤痕”“反思”之类的小说，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看看《那山那人那狗》，它不仅在小说语言上汲取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营养，而且在其他审美特质上也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颇为相似。比如小说欢快、美好、光明的叙事基调，尽力展示中国农村质朴的乡土形象，书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而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通过塑造新一代农民形象的性格与人格变迁来彰显国家面貌和时代生活的变化等等。从《那山那人那狗》这些叙事“程式”中，我们发现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一脉承传、隐然相连的关系。因此，重读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不仅让我们发现被历史忽略的作品及其艺术价值，还让我们看到新时期文学更为真实、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历史面貌和经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