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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看来，君子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其君子思想也历来为儒家所重视。就君子的本义而言是指在位者，经过后来的发展，君子一般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国家管理的候选继承者或者有地位有权势的贵族。第二种含义是指有道德品行、有理想的人。通常意义上是指后者，认为君子是有道德品行、有理想的人。荀子的君子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荀子的君子思想既有着对孔孟的君子思想的继承，又有着对孔孟的君子思想的发展。荀子从“材性知能”的维度来论述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原因，同时，荀子还提出以仁义礼作为儒家君子的原则。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君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梳理荀子的君子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儒家君子思想。
一、“处仁以义”的君子之道
“处仁以义”是荀子对君子的认识，在荀子看来，“处仁以义”中的仁和义这两个原则是君子所必须要具备的原则。把仁作为君子的核心，把义作为君子的标准。礼在荀子思想中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荀子君子思想中礼的原则，将在下文论述。荀子说：“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从这里可以不仅看出荀子对仁和义的高度重视，也可以看出对礼的高度重视，荀子把仁义礼三者作为君子的原则，同时，荀子也把仁义礼三者上升为道的层面。君子首先要有仁作为基本原则，这也是三者最根本的原则；其次要按照义的原则去做事，这样才能够达到仁的高度；再次要按照礼的原则去践行仁义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仁义礼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此才可以说是达到了道的层面。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君子之道，荀子提出了君子的原则——那就是仁义礼。荀子“处仁以义”的君子之道中的仁，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这体现了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的一惯性。在孔子的君子思想中并没有把礼作为君子之道，孔子最看重的是仁，认为仁是君子核心，仁是君子的内在原则。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这里孔子认为，君子不能离开仁。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和颠沛流离的时刻也一定会按照仁德办事。可见仁在孔子君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君子思想中仁的原则即是对孔子君子思想的继承，义的原则则是对孟子君子思想的继承。义在孟子的君子思想中是一个重要范畴。孟子：“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这里孟子把义看得高于礼，只有根据义才能出入都符合礼的要求。义相当于行走的道路；礼相当于进出的大门。惟有君子才能依义礼而行。孟子并没有把礼作为君子的原则，孟子所说的礼也没有上升到荀子的礼的高度。孟子的君子思想重点在于义，从“舍生取义”说也可以窥见孟子君子思想中义才是君子的原则。
荀子作为孔孟之后的先秦的儒家代表人物，对君子也有着自己的创见。荀子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这里荀子引入礼作为君子的基本原则之一，荀子认为君子是礼义的开始，或者说礼义的开端从君子的践行开始。荀子在这里，把孔子的君子仁的原则和孟子的君子义的原则有所区分。由此看出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把礼融入君子的原则之中，形成儒家君子思想的三大原则，即仁义礼。荀子不仅把礼作为原则创见性的融入到君子思想之中，并且把仁义礼三大原则上升为道这个本体的高度，这是对君子思想的发展。同时，这也是荀子君子思想的一大进步。荀子说：“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在这里荀子无疑是把君子的含义上升到道的本体高度。荀子认为君子与天地、万物的相联系，同时对也是百姓非诚重要的。没有君子则天地就不能治理，礼义就没有根本君子之道在这里体现的很全面，君子的最高原则和君子的本体思想，荀子都体现出自己的独到创见，同时也是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发展。
二、隆礼为义的君子之法
礼在先秦时期是诸子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荀子对礼的阐释，在其思想体系中得到极大的发挥。荀子是如何把礼作为君子之法的呢？“荀子援法入礼，从法律维度诠释礼、解读礼，使本来具有法律功能且宰制法律的礼本身成为一种类似于法的存在”。荀子通过把礼赋予法的含义，来进一步说明礼的约束性和规范性，使得人们对礼更加敬重，直接达到敬畏的层面。同时荀子又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礼论》)他把礼解释为带有法律性的总纲，又“把‘礼’视为法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这样，礼就成为规定性的法之礼了，这里荀子着重突出的是礼的强制性，而强制性恰是法的特征之一。所以荀子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荀子解释天地，礼义，君子；天地是生命的开端，礼义是天下大治的开端；君子是礼义的开端。把君子作为礼义的开端，君子又践行着礼义。同时荀子通过礼与法的内在含义，来解释君子之法。在这里荀子无形之中运用了他的正名学说，为解释礼法关系作了准备。荀子的贡献从这里就可看出，对儒家根本仁义原则的坚守，又不失时宜的融入时代，把法的表层意义吸收到礼的内涵层面，使得礼具有了法约束性和强制性。荀子援法入礼是为了化解当时儒家所面临的危机，当时儒家的仁义礼乐为诸侯所不齿。荀子此时突出礼法最重要的仍是以仁义为根本，宣扬礼其实是为了儒家的仁义根本原则。
荀子认为君子通过礼来修身践行礼的规范，通过义来使国家政事清明，儒家的理想才能实现，“王者之事毕矣”。荀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礼法的作用呢？这对君子有什么意义。荀子已给出了回答，“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荀子·致士》)在这里荀子通过道法的根本性把君子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道与法可以通过君子显现出来，君子自身的行为有在践行者道与法。荀子重点在于说明君子的践行礼法的意义和重要作用，与上文的“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共同说明君子之法的隆礼为义。“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这些都是强调礼的重要性，在上文中我们也详细的阐释了为什么荀子把法引入礼之中。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完全不讲情面了。礼又为儒家的所推崇，礼的作用在此时显得微乎其微。当时儒家面对诸子所构成之严重威胁和强力挑战之际，荀子这时担当起儒家的大旗，为儒家注入新的思想，产生新的动力。使得儒家在当时及其之后能够屹立不倒，并奠定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至高地位。
三、“当之为贵”的君子之行
荀子以前的儒家君子思想，主要以孔孟的君子思想为主。孔孟的君子思想主要以仁这种品性、道德作为君子的要求，把君子的道德作为主体性的原则。君子固然应注重按道德处事务，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情况。“道德与政治毕竟分属不同领域，用道德解决政治问题固然有其泽刻性与持久性的优点，然而由于道德对人的政治行 为的影响需要通过很多中介其效力往往是缓慢而不明显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评价儒家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评价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从史家的评论中就可以窥探一斑，当时儒家思想并没有诸侯的认可，儒家对具体的现实情况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现实的具体情况才是君子的具体行为的参考因素，但是在荀子那里并没有忘记其根本前提是仁义礼的大原则，仁义礼大原则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是儒家的最核心的原则。因此荀子提出“当之为贵”的君子之行，荀子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这是荀子关于君子之行的论述，君子的行事、言辞、名声不因为事情的难易程度而得到赞扬，“唯其当之为贵”这才君子可贵的地方，合乎时宜，顺乎时宜。君子的行事、言辞、名声难就难在合乎时宜。
荀子在《不苟》篇中开篇连用三个“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最后又重申开篇的主旨，同时也引用《诗经》的话：“物其有矣，唯其时矣”来再次证明“唯其当之为贵”。当论述到“当之为贵”的君子时，不免会提出君子是否可以追求利这个问题。荀子认为“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荀子·不苟》)，从这里可以看出君子也是追求利的。君子为什么会追求利呢？这就和荀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定论有关，“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荀子认为君子和小人在资质和智力能力上没有差别，是一样的。对于荣辱、利害的追求也是一样的，都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君子也会去追求荣和利，但是君子所追求的的方式和小人是绝对不同的。这也是君子和小人根本区别，“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荀子·荣辱》)从中可以看出小人的对君子为什么能够成为君子的疑惑，以及荀子的回答和荀子所要表达的中心观念。小人自己处处认为自己和君子是有着本质的差别，认为是天生的，荀子给出的解释是君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君子，不是因为天资和才能，是因为君子注错之当。合乎时宜，顺乎礼义，才是君子和差别。
荀子引出更深层次的论述那就是仁义礼的原则，君子时刻以仁义礼的原则为指导，把仁义德行和礼义放在最高位置，这才是君子成为君子的根本因素。君子认为仁义德行和礼义才是最大利，追求这样的利君子才会达到“常安”。因此，君子也是可以追求利的，追求利的前提和原则要坚守，这也是君子区别于小人的根本所在，同时也应当顺乎礼义。荀子在这里把君子“当之为贵”的标准设定为礼义，也是其君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在上文中论述到荀子把礼上升的法的层面，使得礼具有法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君子所担任角色也明朗起来了，君子本着仁义的儒家根本原则，并通过践行礼来达到规范约束性的君子行为。
四、结语
君子追求利必然是合乎仁义礼的儒家原则，不然君子和小人的岂不是无法分辨。荀子这里所提出的君子思想，是从君子之道的前提和原则来论述的。这也是君子思想的本质，把仁义礼放在至高的位置，这就奠定了君子的儒家道德地位，是不能可撼动的。但是仅仅只从道德的自觉性来阐释君子，似乎缺少了一些合乎时宜的思想。荀子融合诸子思想精粹，援法入礼，把礼上升为具有法的约束性和强制性，使得礼具有法一样的性质，为儒家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这是荀子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荀子发展道德的自觉性君子的思想，使得特殊性的君子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君子。君子既具有道德主体的自我自觉又具有礼法的约束性，这样的君子是荀子心中完美的君子形象。同时，他还对君子是否可以追求利进行了论述，他提出君子亦可追求利。这里的利荀子认为是一种长远的利，或者说是永恒的利即“常安”。荀子心目中君子的理想乃是义利兼得“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荀子·正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荀子的君子思想和孔孟的君子思想已经显现出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现实的情况，着重从合乎时宜出发。因此荀子提出“当之为贵”的君子之行，“当之为贵”最重要的就是合乎礼义，合乎礼义的同时也可以追求利。但是这种对利的追求往往使得儒家君子陷入舆论的两难境地，同时也是的一些小人追求利更加正大光明，君子小人的根本区别很难界定，这也给儒家带来了难题，如何从道德与现实的维度辨别君子小人。荀子的君子思想是对儒家的一大发展，同时也给儒家思想带来风险。自荀子以后的儒家君子不在“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是既有着儒家的仁义礼的原则，又兼具着“当之为贵”合乎时宜的处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