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乔/阿坝师范学院
文学作品是记载政治隐喻的重要载体之一。因人类最初的翻译活动就带有明显的文学性质。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政治隐喻翻译深刻体现人类文明结晶，实现政治隐喻跨文化的交际。政治隐喻翻译也往往是译者及目的语世界（读者、出版社等）依据其意识形态、政治生态和自身期待对原作进行的创造性改变、操控以及重构的最直观体现。
葛浩文夫妇翻译的《尘埃落定》英译 本 Red Poppies——A Novel of Tibet于21世纪初出版后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及广泛关注。作为现今非常具影响力的译者，葛浩文夫妇的翻译思想独树一帜。葛浩文明确反对译者的“隐形”，他主张译者非但不能放弃自我，还应凸显自我。《尘埃落定》译者序言中正是其思想的充分展现，体现原小说政治生态在目的语中的另外一幅全新与变异的图景。
一、“阿坝”元素重构
阿来原作《尘埃落定》无序言，葛浩文夫妇在译本上增加了译者序言，虽这不是直接文本对应文本的翻译，但笔者发现，译者序言基本转述与翻译了阿来（2004）对原作创作背景的阐释。译者序言中凸显的重要政治隐喻——“Tibet”和“Tibetan”,在并不长（仅一页）的序言中重复共出现多次。英文柯林斯词典对“Tibet”的释义为：中国西南地区自治区……地形主要为喜马拉雅和昆仑山系之间的巨大高原，首府：拉萨……汉语名称为：西藏自治区。对“Tibetan”的释义为：西藏人，西藏的语言或者文化。
译者序言有关陈述是这样的：At the time of the story, however, his hometown wa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
即：故事发生时，阿来的故乡位于“西藏自治区的东北部”。
阿来在介绍《尘埃落定》创作背景时谈到，“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我作为一个并不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只想在这本书中作一些阿坝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的描述”由此，充分体现他出于对故乡热爱，表达想向外界介绍阿坝的强烈愿望，他深感世人熟知西藏，但阿坝是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因此，译者序言这一阐述与阿来的初衷背离，选择忽略和重构“阿坝”，以“西藏”或“藏区”代之。另外，这一陈述也与我国近代史不符，史料证明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马尔康从地理和行政区划上一直隶属于当时的四川省里番县，而不属于西藏。
因此，译者希望更加凸显“西藏”或“藏区”元素的目的显而易见，对于译者或者目的语世界来说，如果按照原作作者的初衷，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故事发生在“阿坝”这个地区，想必读者对这个名字感到十分陌生，取得不了译者或出版社希望充分吸引读者的效果。因此，译者大胆选择重构“阿坝”元素，足以在译本最开头的序言部分，大大增添作品的异域与神秘色彩。
二、历史图景重构
译者序言中，“Tibet”和“Tibetan”还出现在以下语句中：（1）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Tibetwas spared from fighting the foreign aggressors.（2）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autonomy for all of Tibetwas lost, and the age of chieftains came to an end.（3）Alai writesin Chinese.We are grateful to……supplying Tibetanspellingsof the names and places in this novel.针对以上第（1）条陈述，依据史实，在抗日战争时期，藏区虽在抗战大后方，但正如阿来在原作中所写，主人公和他的叔叔为支持抗日战争大量捐资，资助国家购买军机，叔叔在长期为抗战奔忙途中因遇敌袭击而牺牲。因此，正如原作主人公和他的叔叔，抗战史上，藏族人民为国家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刻反映藏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而并不是这里轻描淡写的“西藏（藏区）无需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
针对以上第（2）条陈述：在1945-1949年整个西藏“失去自治”。这与史实也不符（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而不是上文所写的在1945-1949年整个西藏“失去自治”）。
针对以上第（3）条陈述，细读发现存在歧义。阿来是用汉语写作，所以书中涉及藏族人的名字和藏区地名，译者都专请一位在美藏族人帮忙提供英译。实际上，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其中一个民族，他们的名字、语言和地名，都有被人熟知的、常见的汉语称谓，藏族文化、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融合贯通的。因此，这里给目的语读者带来了一定歧义，读者会误认为阿来在原作中用汉语书写的名字、地名似乎根本无法在藏语中读懂和被理解。实际上，根本不需用藏语转译原作中的汉语称谓。正如黄立（2018）谈到的：英译本中是否应该有特定的词组体现汉族、藏族对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归属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表达的多样化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歧义。
三、结语
综上，本文所探讨的译者序言的内容，鲜明、深刻体现了译者使用“Tibet”和“Tibetan”这些政治隐喻对原文的重构。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他们很难通过译者序言了解真实、全面的原作历史背景和主旨。这深刻体现了译者及目的语世界（读者、出版社等）的政治生态与主观期望作用于文学翻译的过程，也启示中国文学外译中，如何使目的语世界读者真正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确实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