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传喜
中原典型生态中的贫蔽乡镇，乡镇薄瘠土地上的原生女人，女人日常生活里的平淡微澜——乔叶以一个生长于斯的女性作家的细腻感受与内在视角，似乎在不动声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读者呈现着女性特别的情感世界：生理上的成熟过程，心理上的变迁经历，婚姻生活中的历练，情感世界里的纠结……凡此种种，构成了乔叶小说的内容要素，也合成了乔叶作品的艺术领地，即女性内在幽微的情感世界。因之也规制性地形成了诸多阅读者的体味与评价。综观历来的相关评论，多把研究视角放诸“底层苦难”“女性疼痛”“情欲痛苦”“婚姻出轨”等表层，而错失了表象之下的深层内涵与叙事之中的象征意蕴，从而错失了通向乔叶小说艺术魅力与审美特质的最佳路径。
乔叶对于女性情感世界体味之入微、表现之细致、探寻之深入，确乎因执着而达到一种烛照洞察的程度。综观其小说创作，除了后期的《拆楼记》等“非虚构小说”，可谓女性“心理情感之系列”，从中短篇到长篇，从日常描写到“文革叙事”，莫不属此列——懵懂少女至嫁作人妇，良家女子至风尘中人，贤良妻子至出轨女人……她们作为乔叶小说永远的主角，经历着自己的生命故事，演绎着自己的爱恨情痴。然而乔叶的独特之处，是其于“女性与情感”的永恒母题之中，能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致与针刺火炙般的透析，轻巧穿越女性琐碎生活故事与庸常表层经历的描述，将笔墨着落于其内在的情感体验及深层的生命领悟，从而赋予作品丰富的象征意蕴与独到的现实启示。
生理上的成长与成熟，是女性生命的第一次裂变，也是其性别意识的第一次娃醒，这原本是每个女性人生中，最基本而自然的生命过程与人生体验，然而在乔叶笔下，它却变得格外神秘、压抑与艰涩。《遍地棉花》中的女孩小树，在茫然无知中，独自一人，惊慌无措甚而忧虑恐惧地面对身体的变化及性征的成熟；奶奶“很不屑也很严厉地呵斥”，母亲“冷淡”而不屑解释的态度，同伴们万分神秘而一知半解的话语，让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更加困惑迷茫；在面对来自异性的危险时，也只能在朦胧不明的意识与下意识的恐惧中，本能地予以逃避；能逃脱是一种侥幸，而不能逃脱，则成为一种埋伏终生的炼狱，随时威胁、撕裂、煎熬着女性的日后生活。《打火机》中的余真，在少女成长过程中，以“翻墙爬树”“弹玻璃球”甚至“站着尿”来抗拒“女人”的身份，甚至与八个男同学勾肩搭背组成了一个“九英党”，张口闭口粗话，抢同学的新自行车，向人强借钱，偷砸人家后窗玻璃等，来表现自己的强势及对于女性气质的不屑、对抗甚至鄙夷，而真正唤醒她女性意识并使她成长为“一般意义”上的女人的，却是她十六岁的一个暗夜，一场男人式的醉酒后，来自男性的强暴。其实，抛开小说情节中的一些戏剧化因素，这两个女孩的成长过程，可谓颇具象征意味，她们代表了中国几代甚至几十代女性成长的共同经验：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性征的隐晦，隐含其中的“难堪”“羞耻”乃至“肮脏”等因袭的社会价值判断，让她们难以堂正坦然地接收到相关信息，光明正大地面对自己的女性性征，顺利流畅地完成女性的成长蜕变，更无法从容欣喜地迎接自己的青春时光；而在新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念交缠扭结的过程中，女性身份认同的错位、性别意识的扭曲乃至社会角色的迷失，更是成了一种社会常态。这种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孤独、惊慌乃至暴力，竞成为她们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最强推动力，却在她们心中涂抹下难以去除的灰暗基调，强刻下难以愈合的终生创伤。正如乔叶对于被强暴后余真的描写：“她把自己的野都收敛了起来。慢慢地，像一朵受了风寒的花，把自己的瓣，一片一片地聚起来，重又成了一个花苞。她变了一个人：安宁，内向，长久地不说话。看人总是寒光闪闪，像有一道玻璃嵌在里面。家里人都说她懂事了，知道用功了，像个女孩子了。只有她知道自己：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女性真正的成熟，是须经过恋爱、婚姻、家庭的历练与打磨的。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乔叶倾其所历所感、所见所思，着力描绘着纷繁复杂的女性婚恋现状，生动呈现出深幽微妙的女性情感世界。乔叶小说主人公的选择，常常是那些现实社会中，看似完全正常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是人群中“乏善可陈”的平凡女人：相貌尚可，职业普通，有一个平常的丈夫，因而也有一个看似正常的家庭。她们原本该过着平淡是真、波澜不兴的家常日子，日复一日地工作、持家、相夫、教子，然而她们隐秘而固执的底里，却因埋藏着太多的隐痛与渴望，而无法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同自己的生活，安于每日的现状，只能在表面平静安定的掩护中，左冲右突地寻找情感困境的出路，寻觅心灵安顿的所在。《他一定很爱你》中的小雅，师范毕业后留在小城，父逝母弱嫂子强势的窘迫日子里，经人介绍认识丈夫，并在其帮助下调入“体面的市政府大院”，过起了“平淡而又不平淡”的日子，却因偶遇哥哥高中的同学，因八年前欲说还休的少年情愫，而陷入一场暧昧感情纠缠之中；《芹菜雨》中的麦子，嫁给了同在市委大院工作的秘书“谢”，丈夫像“伺候领导一样”“像娇惯孩子一样”地待她，她却因心里深藏的莫名爱情，日夜思念痴恋着另一个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上的男人；《失语症》中的尤优，嫁给了身世、工作、性格都颇“稳妥”的李确，并随着丈夫仕途的升迁，过上了物质优裕的日子，却与当年因贫穷到只有“浪漫”而分手的恋人旧情重续，纠缠难解；《妊娠纹》中的“她”，日日工作于安着防盗门窗的财务室，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平淡中无声息地老去，偶遇一个令她心动的叫“苏”的男人，暗下决心，用“偷情”作为让自己“愉快的方式”；就连《打火机》中的余真，在经历了撕裂般的强暴，用了许多年的时光，努力让自己重新成长，从冰清的淑女、端庄的职业女性到典型的贤妻良母，终于回归“正常”状态时，亦会因一次度假、一次邂逅、一段调情而心旌摇曳……此类题材，构成了乔叶心理情感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诸多的研究者，常将此类小说归位于“出轨”“婚外恋”题材，未免有失表面化与浅层论。与一般作家或温情或冷峻的具象表现不同，乔叶的笔触，更多地伸向当代女性婚姻中的深层情感体验，透视其平常婚姻状态中的异常底色，凸显其欲说难言的心理困境与纠结痛苦的情感病象——而这些，恰恰以看似特别的表象，折射并凸显着普遍性的真相：中国当代婚恋情感的共同本质。
其一为“实利性选择”。大多数人的婚姻，本不是因爱情而缔结的。如前文所举作品的主人公，或为现实经济所迫，或为世俗人情所限，或为普世价值标准，或为自己特殊需要——以各种“功利性”的现实缘由，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对象，而“爱情”这一本应成为婚姻首要要素甚至唯一前提的“事物”，反而成了“题外之旨”。其二为“屏蔽式沟通”。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功能，于中国现代社会并无太多改变。婚姻的内涵，长期以来便是饮食男女、传宗接代的互助合作，而这让许多本怀着美好憧憬、向往与期待而走进婚姻的现代女性，产生了巨大的情感落差，累积了太深的落寞空间：《失语症》中的尤优，便是一个代表，丈夫李确“对她是好的，但那种好是有棱有角有边有沿有分有寸的那种好”，让她放弃钟爱的事业，让她不要妨碍自己的发展，让她“懂事”，总之，在让她符合自己的好太太标准方面，才会和她沟通；《芹菜雨》中麦子的丈夫，表面上与李确相反，他极度宠爱麦子：各种节日、纪念日必送的玫瑰花、感冒时入微的体贴照顾，甚至床上的百般勇武，似乎都在表达着他的爱，而这个现代“模范式”的老公，却无法真正体察妻子狂热隐蔽的深情与真正的情感渴求——日日相守的人却隔膜至深，肌肤相亲的人却心灵屏蔽，其对于当代人“貌合神离”婚姻生活本质的寓指，令人沉吟与深思。其三为“精算式付出”。对爱情的由衷向往与深层渴望，是这些女子“离经叛道”言行的深层动因。然而她们的热情，却在对感情的疑虑、忧惧，对对方的怀疑、试探，对自我的否定、抑制中，消耗殆尽：《他一定很爱你》中的小雅，分别八年之后，重遇少女时为之情窦初开的陈歌，她与他出行、与他接吻、与他调情，却于心里始终警醒着、谋划着、计算着、分析着，在身体上与金钱上，固守着绝不付出的底线，甚至在床上与陈歌肌肤相亲的时候，也保持着最清醒的冷静，“他们都是孤单的，贪婪的，计较的孩子。他们都喜欢对方亚于自己。他们都疼惜对方亚于自己。他们是一对自私的男女。从这一点上，他们很相配”。《妊娠纹》中的“她”，偶然认识了“有身份，有地位，有素质，有外形，还那么年轻”的苏，两人由陌生而熟悉，由试探性的闲聊到日渐默契的电话调情，可是她始终拒绝着苏的最后要求，除了“面对着他，她对自己的身体始终充满了自觉的审视和警惕的怀疑”这一原因外，让她在约会的宾馆，独自锁在浴室之中，最终拒绝了自己渴盼“感情”的根本原因，还是她内心深处，对于爱的怀疑，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她除了算计自己的身心，还在算计着对方的算计：“除了第一次见面是天算，往后的她和他都是在人算。她算他是肯定的了，他对她呢？也是一直在算的，这简直是一定的”，“她终于明白：到了这个份上，她已经不会爱，只会算了”。因而“妊娠纹”带来身体上的自卑，只是一个强自推脱的借口而已；所谓“悬崖勒马”“理性道德战胜情感欲望”，更是一种误读；《打火机》中的余真与胡厅长的你来我往、电话调情，堪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故事相比肩，所不同的是，《倾城之恋》中的流苏，清醒而冷静，抱着明确的目标，为自己下半生的归宿，在做半绝望的努力；而余真则是在貌似平静的婚姻与生活之下，为自己压抑的情结，挖掘一个释放的出口；为自己缺失的感情经历，补上一节人生的必修课。她渴望“爱”的慰藉、共鸣与激情，但却一再在心底，为之铺垫一层冷静的底色：“他对她是不可能认真的。她对他也一样。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爱情。她什么都明白。他也什么都明白。他们彼此早就知道。”不再相信世上有纯真的爱情，不再愿意无条件地付出爱情，将爱情与其他一切物质一样，放在心灵的天平上，反复称量、算计与平衡，在斤斤计较中，分解割裂了爱的本质，消解弥散了爱的激情，从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导致了“心归死灰”般的爱无能——这又何尝不是现代人共同的情感“病征”？正如作者在《妊娠纹》创作谈中所言：“她只是因为过于明白而失去了爱的能力。不能爱了，爱无能了。这才是她‘杯具的地方。她痛恨自己的这种状态，这让她在情感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了。”
从此蕴意而言，乔叶的女性心理情感小说，与其说是在表现日常的婚恋情感问题，勿如说是在透视婚恋中所包含的人性文化实质；与其说是在凸显当代婚姻中的各种病象，毋宁说是在探寻当代男女情感困境的深层原因；与其说是在传达当代围城内外的异常状态，不如说是在影射饮食男女的心理情感畸变。“女人如花，爱情如花。女人的爱情是花中花，然而，有太多的时候，又是花非花。”如果真如乔叶所言，那么这花，应该说从未真正绽放过，它们如刚刚长出的花蕾，甫一含苞，便被来自外界的各种因素固化与摧折了，终生呈现一种蜷曲的状态，即使充满了各种渴望，但始终无由伸展，更无法吐露芬芳。因而《最慢的是活着》中祖母坦然无悔的“偷情”、《解决》中奶奶与东院爷无私的“私情”，成为乔叶小说中不多的“爱情”亮点与温馨点缀，也就不足为奇了。
乔叶小说中，有一类特别的女性形象，即在当今时代，已有特别寓指的“小姐”形象。在其小说创作伊始，推出的首部长篇《我是真的热爱你》，便是“对于‘小姐这个特殊群体尽力细致的认知”，其后的《解决》《紫蔷薇影楼》等篇，亦从特定角度，展示了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境遇与情感经历。此类题材，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亦不乏鲜明生动的“妓女”形象，如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饱受贫困与罪恶摧残”的“月牙儿”、“大义牺牲自我”的“羊脂球”等等，然而与她们受尽侮辱、损害、摧残的人生故事相比，乔叶笔下的此类女性，呈现出某种别有意味的人性特质：如果说《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冷红，最初选择卖身是因为父母双亡、家境贫困、工作难找、供双胞胎妹妹上学以及被害失身，那么在其千方百计诱惑妹妹入行，小有身家后仍贪婪而不愿抽身，甚至依赖乃至“热爱”上这一特殊“职业”时，她已脱离了传统意义上为生存挣扎、被命运迫害的“类型”形象，而令人联想起当今社会中与此类似的生存世象与行为选择；而《紫蔷薇影楼》中的同类人物刘小丫，则是一种“心甘情愿”“走这条道”的典型。她因不甘于每日流水线上的劳累和低廉的工作报酬，而从“陪游”开始，走上“没有人卖她，是她自己卖的自己”的道路。她做得乐在其中，“无怨无悔”，如果说有什么后悔的，就是曾在心里骂自己傻，“怎么不早干啊。早干早挣多了”；而其稍感不安的，则是“在父老乡亲面前说不得嘴”。小说中对于她的心路历程，有一段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的比喻文字：“她身体里的处女膜甚至和破她的男人都无关。是她自己打开的，是她用自己的双手裹着坚挺的钞票冲进了自己内部，让自己抵达了心醉神迷的高潮。”
然而此类人物形象的“特殊”，丝毫没有消解艺术创作应该带给读者的情感冲击与审美品悟，因为作者以其看似轻松灵动、客观冷静的笔触，描绘出的，不仅是这类特殊人群的个体生存现状，而且是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迷失现象，是将她们作为人类“欲望”聚焦的凸透镜，反映与透视出的，是这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灵魂”现状。
乔叶的特别与深刻之处，正在于她的笔触，已由单纯个体苦难故事的叙述转向社会群体生存世相的折射，由表层的现象存在的描述进入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剥露，由纯粹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深入复杂的人性与灵魂的诘问，所触及的，是许多人付诸行为而未及思考与品悟的深层隐在的支配意识——乔叶形象地喻之为“小姐意识”。“我惊奇地发现她们看待自己生活的态度并不像我想象得那样水深火热，除了回忆起刚进入这行时的情形他们会有些暗淡和难过外，其余的时刻他们都是平静的，认命的，甚至是满足的。他们很快便由无奈变成了主动，由被迫变成了自觉，并且几乎有能力形成一种完整的为人处世规则和一套独立的道德评价系统，为自己寻求着最佳的心理平衡点。”这种“小姐意识”所影射的，是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时代，人们为追逐物质钱财而道德沦丧、廉耻尽失的现状，及其隐在但强劲的心理动因；这也是中国近几十年，人们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自觉不自觉的价值观颠覆、道德感缺失及其带来的行为失控的形象喻示，是社会普遍意识、大众内在心态、个体行为动因的真实折射。正如作者自言：“在更深的本意上，这两个女孩子的故事只是我试图运用的一种象征性契入，我想用她们来描摹这个时代里人们精神内部的矛盾、撕裂、挣扎和亲吻，描摹人们心灵质量行进的困惑和艰难，描摹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那个纯净的自己，这个纯净的自己常常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时时与我们现在的自己分离、相聚和牵扯。”
乔叶小说最擅长的，是绵密繁复的心理描写、细腻灵动的细节刻画与浸润人心的氛围渲染。因而其小说的深层意蕴，常巧妙托寄于情节发展中某个生动自然的象征意象中，而且这意象，常成为小说贴切、自然却别赋蕴涵的篇名：如《山楂树》《指甲花开》《打火机》《芹菜雨》《紫蔷薇影楼》）《妊娠纹》《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月牙泉》等，它们以简捷、形象的物象或场景，或串联全篇的故事情节，或渲染作品的情感氛围，或图解小说的表达主旨，或暗寓小说的象征意蕴，或兼而有之。如“打火机”这一普通物什，在小说中出现过三次：一是作为顽劣少女手中的捣蛋使坏工具；二是男女主人公电话调情的对话之中；三是小说最后，女主人公醉意朦胧中，捡起的男主人公留下的打火机：“余真打了一下，蓝色的火苗顺畅地喷涌了出来。夜空一般纯净的蓝色。一瞬间，整个房间的重量，似乎都集中在了这一束光上。”——这只普通的打火机，既是她艰难成长与蜕变的见证，亦是女性正常情感意识，终于在积年压抑与束缚中渐渐苏醒的象征，正如乔叶在创作谈中所言：“就着打火机的微光，我想我必须得承认：我常常感到难过。为小说里的那个女人。也为生活中的自己。”“山楂树”“月牙泉”本为独特的自然物象或景观，亦是作者及女主人公微妙情思的寄寓之“象”。作者对于小说中经常表现的微妙复杂的男女暧昧情愫，真假虚实交杂的婚外情等现代社会的各种“非常态”情感，无意做简单的是非评判与道德评价，而只是做倾情细腻的描述，其关注的重点，在于情感纠葛中自然流露的普遍人性，特别是现代女性精神与情感的隐秘渴望，是这种渴望背后，正常美好却不可企及的爱情向往。这种意象设置，是乔叶艺术表达特色与写作功力的一种体现，它让读者在自然妙造的艺术氛围中，于独特人心的情感浸润中，充分体悟作者的用心与作品的意旨，并赋予作品浓郁的抒情氛围与诗意想象。“如何找到最无可替代的字、词、句子、故事、细节、人物——如何毫不留情地逼近我们内心的真实，如何把我们最黑暗的那些东西挖出纸面——那些最深沉的悲伤，最隐匿的秘密，最疯狂的梦想，最浑浊的罪恶，如何把这些运出我们的内心，如同煤从地下乘罐而出，然后投入炉中，投入小说的世界，燃烧出蓝紫色的火焰，这便是小说最牵人魂魄的力量和美。”诸多象征意象的设置，便是通向这种力量与美的最佳艺术传达方式之一。
有批评者认为，乔叶小说描写的女性婚恋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庸俗市场”、叙事“缺乏道德伦理”，这未免有失偏颇与表面。米兰·昆德拉曾言，小说应该留在“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如果在创作中，作家“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㈣乔叶的作品，巧妙地避开了通常的所谓“道德批判”的偏颇与执见，以细致灵动的笔触，清晰准确地刻绘出了目前社会隐在的心理症候；而如果真正理解了乔叶作品内在的象征意蕴，更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解读她的女性小说系列。还有批评者，指出乔叶的小说表现内容单一化，书写模式雷同化，题材选择窄化，这也确实触及其作品存在的问题，但作家作品的表现维度，不仅取决于其长、宽，更取决于其高——作品的深度，以及其综合性的表现力及其带来的冲击力与辐射力。乔叶对女性心理的精准把握与细腻传达，对人性深度的不断掘进与全面把握，使其作品能在更深层面上，对当代社会中以婚恋为代表的各种社会普遍病象与情感境况，进行独到的省察、审视与表现，从而于细微深幽处触动读者的心灵感应，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这也是其作品的独特艺术价值之所在。当然，正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乔叶曾坦言：“冲突都是人性的。人性从古至今都有太多的地方息息相通，而息息相通之处又有太多的枝枝蔓蔓，给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我一直想致力于更深层次的挖掘和表现。”——这是作家意识到并应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