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佼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00
自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先生在1988年以“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为初衷，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后，据陈平原先生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 增订本》中的所言，保守估计已有几千本的文学史论著。而关于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及如何进入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便已提出，在新世纪初更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术界至今仍在热议，并且论争逐步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尚未完全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之内，即使是有限进入的部分，也并没有被真正地整合其中，更不必说从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文学史秩序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文学史观”、“话语权力”等角度，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这一问题的论争进行反思与探讨。
一、文学史观之辩
文学史观是对特定语境下文学史述的观念预设，是一种有方法论效应的导向性研究框架。“当它设定了楔入文学史的价值视角（曾有人称‘立场’），也就会衍生出史家甄别与评判相关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曾有人称“标准”）。”在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的论争中，对于研究主体——旧体诗词的内涵与外延，双方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史”，更具体而言，是二者文学史观的冲突与碰撞。支持者的“史”更具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意义，而反对者的“史”则更多带有文化意义和文学性质。在支持者看来，当前的“现当代文学史”受文学之外的影响太大，而“历史研究不应该过多地受现实影响”，“尊重历史是我们的起码的史德”，应求多元化、更客观的文学史书写。在反对者看来，五四传统、五四精神是当下学科意义上的现当代文学合法性的基础，而五四革命就是从白话文运动伊始，如果认可旧体诗词，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是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动摇。在这背后，潜藏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多元“现代”标准。
在支持者看来，自90年代“现代性大讨论”后，“现代”被剥夺了“政治寓言”的功能，重建“现代”认同的唯一途径是“走进历史，重建历史理性”。至于“现代性”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研究从来就是历史研究，‘现代性’讨论的根本应该是对‘现代’是什么的追问，其本质是历史反思，而不是理念推广，世界上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现代性标准，”。而在反对者那儿，以王福仁先生为例，中国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将中国社会从一个自上而下的链条式权利之塔，拉成一个横向的“社会”。“中国的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观念和意识形式，更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力”。一个认为“现代性”是多元的、没有恒定标准不断变化的，需要以多元的认知方式去探索构建真正的历史理性；一个认为“现代性”具有一个确定的价值取向与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立人”，即人的主体性的自由实现，在这种“现代性”的理解下，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现代性”的真正起点，所以应彻底坚持五四传统，并且只有具有完全、纯粹的“现代性”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新文学”。在持另一种“现代观”的学者看来，这便是一种话语霸权。
二、话语权力
王富仁先生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意将旧体诗词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将二者置于同等地位具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种观点的提出，与王富仁先生对海外新儒家在国内兴起、得势后，可能造成白话新文学价值评价的降低及其在当代文化建构中话语权的丧失这种令其比较担忧的后果有关。然而，就目前而看，应该是现行的现当代文学学界，通过学科体制、文学史教材、教师讲课等话语权力的作用方式，限制旧体诗词入史，保持文学史秩序、文学史书写格局和方法论相对稳定不变，以维护自身的话语霸权地位。反过来说，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的支持者不断呼吁、强调入史，正是因为“文学史”是“知识/权力”的一次成功合谋，通过筛选、压制、改写、补充等方式，对文学史材料和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借助“重新叙述”来实现自己文学叙事的合理性，争夺话语权力。马大勇先生认为，现如今与其在是否入史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不如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注入具体的书写中，而一旦形成自己的新的理论、结构等知识，便会以此来规范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来获得自身的“文化合法性”。关于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的论争相信仍会继续，其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去讨论，希望通过这些讨论，使得学术宽容度提高，价值更加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