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杰 中共歙县县委党校 安徽黄山 245000
一，梁启超其人其书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与其老师康有为一道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并称为“康梁”。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也倡导文化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同时，与他与当时其他的学界大饕相比，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梁启超在1901年到1902年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舒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第一人！二，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一些体会
（一）梁启超认为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在文章里对应的是前两章内容，梁启超在文中提到“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显而易见，其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影响。作者认为史的意义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这里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表明了梁启超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梁启超在文中说：“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说明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那些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的多。梁启超通过对旧目录家所称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体之四体的举例说明，分析了旧史学界的现象和问题，指出过去的史学界都拘泥于数种体裁之内，未能为史学界辟一新天地，是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二）梁启超的史学改造观
针对上文所述的中国旧史学界的种种问题，在本章中梁启超给出了一些改造之法。其具体方法大致如下：其一，要弄清楚历史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旧史中无论何种体裁总是离不开其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历史的读者应该是人民群众，而旧史学家恰恰看不到这一点。其二，弄清楚是为何人所作的。“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但是旧史家的作品十有八九为死人作，其目的也不过是为死人歌功颂德罢了。其三，史学范围应该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其四，史学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治史。“吾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梁启超将史料获得的途径分为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之外者。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等。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史迹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等等。中国古代史迹资料多为政府所控制或为门阀贵族所掌握，然遇有王朝更迭及门阀衰败时，大量的史迹资料被焚毁或遗失。至梁启超时代时“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所以梁启超对史迹之遗失痛心疾首，“吾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三）史迹之论次
此章是本书的精华，是梁启超先生史学观点的最集中表现。论次，意为论定编次，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上下左右的联系，所以史迹之论次也就是史实的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在本章中，梁启超先生的许多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相同或相似。首先，他说“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矣。”在这里梁启超认识的历史是普遍联系的，是不可割断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其次梁启超回答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问题，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梁启超提出了“历史的人格者”一说，认为历史的人格者就是“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得出在“文化愈低度”的时代，“历史的人格者愈少”，但是“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的结论。所以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他的这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谋而同。三 结语
梁启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在批判和改造传统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梁启超先生得意之作，他在文中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列举出大量实例，从而加强了说服力。本书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先生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从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和目的方面，以及实际之联系方面，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论述。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