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觉与先知
火红的年代里曾经流行过一句口头语，“革命不分先后”，意在鼓励人们不分早晚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和运动中去。其实人们觉悟的早晚快慢与年龄大小高低往往是不成比例的，有时甚至很难说得清，什么才叫真正的觉悟。
1980年就已经完成了被称誉为“启蒙老干部‘清醒的小说《洗礼》和剖析丈夫杨述‘愚忠的散文《当代人的悲剧》”的老作家韦君宜，后来更是又写出了自传性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痛录》，既是先知，亦是后觉。特别是后一本书的问世，震动很大，虽无洛阳纸贵之盛，亦可谓有口皆碑。此书虽于1998年才出版，但据她女儿杨团介绍，母亲在周恩来逝世前后的1976年就已开始动笔（见《韦君宜纪念集》）。韦氏这批著作的核心内容，借用文集里阎纲评论《露沙的路》的文章里一句话来说就是：延安“抢救”殷鉴不远，“文化革命”青胜于蓝，痛定思痛，丈夫又死了，国难家仇，知识分子这辈子到底怎么啦？
也许还是女儿说得更好，“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有些是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会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我亦十分欣赏这位女儿及家属子女为她母亲篆刻的墓志铭，故不避麻烦地转抄如下：
韦君宜（1917-2002）
女作家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湖北建始人。少聪颖，笃于学，及长，入清华学府。时民生凋敝，外侮迭至，以书生报国，投身学运，加入中共。抗战军兴，转赴延安，携笔挟枪，万里从征。建国后历任多家新闻报刊及文学出版机构总编之职，提掖新进，多有建树；业余创作，著述颇丰。文革中备罹磨难，身患重病，忧患余生，矢志以良知昭示后人。衰年结撰《思痛录》，历数错误路线，揭櫫极左祸根，于文化思想界影响至矩，其胆识及自省之勇，亦当无愧于天地乎。
面对这样的文字，我只能惶愧自己无才以这样的追思献于先父亡灵之前，好在总算曾用英文完成一部《红屋三十年》，于1998年在美国出版，颇得好评，略抒胸臆。
晚年成为觉者的韦君宜，亦让我想起了她的同辈人、前几年在国内曾以《读史阅世六十年》驰名的海外学者何炳棣。何先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生道路。此书问世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有国内学人赞赏备至，甚至惊呼，原来当年抗日呼声日隆的华北，也是可以容得下一张书桌的！正值青春年少、本该血气方刚的何先生，那时竟不理会周边的环境，先知先觉地抱定了书本，走向他留学执教美国、享誉西方学界的一生。承蒙何先生著书时还记得当年南开中学与之同窗的我的先父，据书中记载，“这年秋天有一位来自江苏的朱启銮同学自动向我谈世界及国家大势，并不时供给我有关辩证法、唯物史观、《费尔巴哈》这类读物。我对这类读物毫无兴趣，既不懂内中所提的理论，读来又不似中文也不似英文，不过不愿拂朱的好意，只表示书深难懂”。相比较韦君宜、于光远和我父亲而言，何先生当年似乎的确是有先知，非常有远见地避免投身于一场后来又一度再次造成国难家亡的民族救亡学生运动。
可是历史似乎又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若干年后，韦君宜、于光远、朱启銮等一大批当年的所谓进步学生们，不仅身体从“文革”里的“牛棚”中解放了出来，思想也开始解放起来，痛定思痛地步入人生向晚时分。恰恰有别于韦君宜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前后动笔写作《思痛录》的是，何炳棣先生此时正在大洋彼岸与杨振宁先生联合召集了上千的人群，聚在那里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声泪俱下，如丧考妣。可见先知与后觉也是辩证的。更何况，杨老先生如今又已回归故里，八二老翁喜配二八佳人，幸福美满，又何必（何能）再论什么先知与后觉呢。
朝闻道，夕思禅
近闻104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出版了新作《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可喜可贺。坊间已听得不少赞誉，多云此老敢说真话，是“两头真”的代表。其实所谓“两头真”，原本是指年轻和老年时都极力追求真理，如入忘我之境。当然，此中也不乏年轻时的天真幼稚和年老时的归璞返真。由于身系海外，我至今尚无缘读到周老新作，不敢妄下一字断语。但书名甚好，出自孔子那一句著名却又颇易误解和费解甚或是多解的语录，这倒又让我想起年前读过的另一本书，黄宗英的《上了年纪的禅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比起周有光先生，黄宗英女士只能算是后生晚辈或是小妹妹了，但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那天我把这本书从图书馆借回家中一读，完全是出自一个偶然，因为刚巧在那里打开的一页纸上竟赫然写着：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这段对话，我多年前曾从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第一次看到，作者也只是以传闻的方式披露于世，到底不是亲身经历。据黄老这本书中记载，这段毛罗之间在1957年关于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谈话，当年在她的耳边犹如响起一声晴空霹雳。毛当时就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正在怀孕的她，事后还心有余悸地问她老公赵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看来演员赵丹还挺有政治头脑的。这一声原本有可能让成千上万已经倾心于新政权的旧知识分子心惊肉跳的天雷，也真的是缥缈于无声处，说不见就不见了。
像这样的炸雷，自然不可能在书中随处可见，而是沉静地隐身于各种闲篇，从《听24岁的傅雷讲课》，到议论年长自己十二岁、后来成为老伴的冯亦代（《闲话亦代》），从讲自家兄弟，到说自己的保姆（《洪娘娘》），二百来页的散文集子里不紧不慢地复述出作者那急急风似的绚丽多彩而又充满苦难灾祸的一生。
饶有意趣的是，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记叙。1950年刚刚25岁的作者，在团长郭沫若的率领下，随同六十多位代表团员赴波兰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又稀里糊涂地被人送进中南海西花厅。原来那里的主人在聆听了年纪最大的代表张澜先生的汇报之后，又请来最年轻的代表聊天。“随随便便讲讲故事。想说什么说什么”，主人说。博学的主人还主动唱起了一首英文歌曲，逗得当年的小黄也随声用英语附和跟着唱。年轻无知的她竟然不知道主人的身份，还在主人未出现在客厅之前由于旅途疲劳而打了一个盹儿，醒来时发现除了身上被人盖了一件大衣之外，还有一张熟悉的脸正在打量自己。“咦——我认得你！我认得你！游行的时候，会场里头都有你的照片。”那人仿佛是说了一句，也许也没说：“我是周恩来。”
这样的传奇故事，即使高龄后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回想也如在童话里，在梦里”。可是如果我们稍许留意一下时间，就会惊讶地发现：从童话到惊雷，不过才短短七年！难道真的是应了婚姻关系中的所谓七年之痒，旧知识分子与新政权之间的自由恋爱婚姻也就从此开始跌入危机阶段？
也许，在这故事的尾声里我们已经能够嗅出一丝淡淡的气味，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送客之前，主人似乎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小黄你学习马列主义吗”？年轻的小黄坦率地答道：“一碰上理论我脑子里的小门就关上了。”
哈哈大笑后的主人依然不失时机而又沉稳执着地补了一句：“还是应该学学。”
作者黄宗英那如戏如梦的人生，自十七岁初恋时起就有过不同寻常的故事。正当准备结婚后一起投奔游击队，新郎却突然暴毙。为了缓解内心的苦痛，外婆把她领进了基督教的女唱经班。可是那一颗年轻的心却再也收不住，天天上山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再后来，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情报人员都到香山家里来接她回上海演戏。临行前，虔诚的外婆把她领到德高望重却已气息奄奄的宋牧师身旁。做完祷告后，牧师问：“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走毁灭的道路？”年轻的小黄当时没有回答。可是上了年纪后的老黄却坦然这样写道：“……还要继续写‘毁灭的道路吗？暂停吧。”
萧萧落叶，满山遍红
萧红、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最不熟悉的两位作家，虽然童年读鲁迅时就已见过这两位青年作者的名字，还以为是兄妹或是姐弟俩。
等到十年后揭批张春桥的老底，说是他当年曾经化名狄克攻击萧红、萧军的抗日文学作品《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那时我已开始通过学习英语而逐步进入到经典英美文学领域里去欣赏，再次错过阅读二萧的机会。但是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里却始终存在着好奇，很想明白萧红何以会红，所以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邂逅一本萧红传（《悲情女作家萧红》，肖凤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便毫不犹豫地借回家中。
可是看书以后引起的问题比答案还要多，掩卷之余思考的时间比阅读还要长。我首先注意到传记作者的年龄，生于1937年，应该是一位老作家了，可是扑面而来的文字满纸稚气，有一种看儿童动画片的感觉，心中颇为纳闷。直到看完后记才知道，原来这是连载于1980年《散文》月刊上的《萧红传》。而当年连载时却是那样轰动，读者来信曾像雪片一样地飞往作者身边，真是岁月不饶人，文字难得穿间而过，让人不禁唏嘘。
萧红的一生很短，只活了三十一岁，而且历尽坎坷。她出生于1911年，从小没有感受到父爱、母爱和家庭的温暖。祖母“是一个精明、厉害的老太婆，她使丈夫居于她的从属地位，自己掌握着家里的财政、经济大权”，而据萧红自己记载，“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母亲虽粗通文字，却绝对禁止女儿读书。幸好有一位年长六十多岁的祖父疼爱，在萧红五岁祖母死了后一度与之相依为命，替萧红打下语言文字的基础。祖父的爱，补偿了“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语”，“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
萧红成年后的坎坷，更非在下一只秃笔所能记叙。简而言之，是父母逼婚，逃婚后又被男方追上，同居后又遭离弃。怀着身孕，生活无着，登报向社会求援。先是得到地下党员舒群的救助，后又与萧军结为伉俪，在上海得到鲁迅的关爱帮助，自费替他们二人出版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一炮打红。可是后来又发生了感情外遇，萧军萧红各自另有所爱，结果是萧红跟了端木蕻良。几经辗转，在日军炮火下的香港，萧红竟因医疗不当而撒手人寰。
鲁迅逝世时萧红因只身在日本而不能扶棺，这是萧红心头的痛中之痛。年长萧红三十一岁的鲁迅，无疑让她有一种找到父爱的感觉。两人见面前的通信过程中，就因为鲁迅使用了“女士”这一称呼而遭致她“直率地、孩子气地‘抗议”。而终于跟鲁迅见了面的萧红，却没有料到“年仅五十三岁的鲁迅先生会是如此的衰弱和苍老”。她竟又给鲁迅写信，“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倒是鲁迅先生反过来安慰她，说‘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同时“推心置腹地讲述了在中国做人的艰难”。对于初到上海的二萧，鲁迅特别地关心他们，生怕他们因人地生疏而上当受骗，还特地做东设饭局把他们介绍给了茅盾、聂绀弩夫妇和叶紫。这桌饭也让我看出当年鲁迅究竟信得过谁。
这次阅读中我还留心注意到两个细节，颇有些耐人寻味。一是从许广平的回忆中了解到这样一个情节：“八一三”战事爆发后，许广平原本留了一对日本人鹿地夫妇在家中翻译《鲁迅全集》，竟遭谣言攻击说她家里是容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她不得不把鹿地夫妇送入旅社。当时没有其他中国人敢与这样的日本友人联系，唯有二萧还去联络，使得鹿地夫妇的生活方便许多。许广平的文字里是这样记载的：“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二是她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成为她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过去一贯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人物”，“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据传记作者分析，这是由于“她在香港的生活已经使她体验到了绝望与悲惨，那么她就十分留恋地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以往认为十分可憎的人物，也变得有点可爱了”。
萧红在临终的日子里曾得到过柳亚子先生和周鲸文的经济资助。而周鲸文后来在《忆萧红》一文中说起的故事应当更令人唏嘘。萧红本来葬于香港，后来竟因经济开发而迫迁。周在文中忿忿然地写道：“日本侵略者当年占据香港尚容得了以抗日成名的女作家埋葬在游览区浅水湾丽都花园；而以西方文明自诩，天天主张以民主自由为立国之本的英国财阀却不容为民主自由奋斗一生的萧红死后埋在地下占它数尺之地。”
回头又要说到我心中关于萧红为何走红的好奇。就连传记作者肖凤也提到当年有人曾对她说：“萧红的作品里常常出现语法修辞方面的错误，不值得这样研究。”今天看来，众多复杂的因素造成了萧红的文名。抗日的时事大前提和鲁迅的鼎力推荐对她的成名无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个人生活感情经历上的坎坷复杂、扑朔迷离，又增添了后人研究了解的兴趣，《呼兰河传》所留下的美，更增加了女性文学的厚重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她在上世纪末的第二次走红，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体现出来的现代性，这既反映在语言上，也表现在个性里。我甚至怀疑当年被人发现的所谓语法修辞错误都有一部分刚好为现代所接受甚至崇拜。而她在个性尤其是两性关系上的超前意识和果敢行动更是得到了新一辈的认同和激赏。那么，当年鲁迅推荐她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希望有考据癖者为我们提供佐证。
当我合掌闭目参悟自己心目中那由来已久的疑问时，忽然迸发出的感悟是，她之所以能创建并再建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她那活生生的人，她的人生、人格与个性，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也正是这一点让她有别于其他投身革命的女作家。除去为国为民的英勇慷慨以外，还保留了一份天然风骨。始终存留着对个性自我的坚持，才恰恰维护了大写的人的尊严。
从根本上说，她的人生不是为了写字而度过的，文字并非她生命的终极意义。在她身后留下的铅印的字中我们或许仍可以找得到粗糙的痕迹，而在她所留下的大写的人的背影上，我们看到的满目多是雄壮之美。萧萧落叶，满山遍红。
（选自《地老天荒读书闲》/朱小棣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