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三味
地震、暴雨、冰雹、大雪等等天灾，本来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可有些人偏偏好拿这个说事儿。
拿天灾说事儿说得牵强附会的人，莫过于古代的一些帝王。这些处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无论贤愚，似乎都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十分耐人寻味。那就是：每一次天灾发生后，他们往往都要把这些天灾和自己扯到一起，给人的感觉似乎很注重自省，很讲究修为，很关心民生。比如唐太宗，在这一点上就做得非常突出，很被后人称道。《贞观政要·灾祥篇》有这样一段记述：“贞观十一年(637年)，大雨，谷水溢，冲洛城门，入洛阳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
这段记述里所说的谷水，就是今天河南的渑水及其下游涧水。贞观十一年七月，因为上游连日大雨，谷水泛滥后由洛阳城西注入洛阳城里，可唐太宗偏偏说这是因为自己的失德造成的，硬是和政治挂上了钩。对此，大臣岑文本在上疏里说得很是一针见血：“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哉?”言外之意是，雨水造成的祸害，是天地阴阳变化的常规，与你皇帝无关，把这种天灾和人的德性、政治的好坏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岑文本说得固然不错，可他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他被唐太宗蒙在鼓里。以唐太宗的文韬武略，岑文本说的那个理儿他焉能不懂?他是在借题发挥，说白了，他拿天灾说事儿的那番话，表面看不，过是想展示一下封建君主的开明，可究其实质，其实是在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那一套，从而为巩固李唐江山的长久统治，找到合理化的理论依据。用天灾说事儿——在这一点上做秀，古代的一些帝王可谓大同小异，只不过唐太宗玩得更高明、更含蓄罢了。
拿天灾说事儿说得似是而非的人，首推那些对朝政持有疑虑的大臣。每一次天灾的发生，似乎顺理成章地就给他们的进谏提供了一次最有力的依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专制体制下很另类的一道文化景观。但是，以天灾说事儿批评朝政的弊端，就如同用祥瑞的征兆来赞美帝王的统治一样，毕竟是风马牛不相及，说是像那么回事儿，终究叫人难以信服。《隋书·五行志》有这样一段记述：“后齐天保八年(557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问魏尹丞崔叔瓒日：‘何故虫?叔瓒对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时则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修三台，故致灾也。帝大怒，殴其，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役者不止。”
你看，崔叔瓒的一句话，不但没有引起北齐文宣帝高洋的重视，还白白地挨了一顿嘴巴子，被薅掉了头发，嘴里还被塞进猪屎。高洋统治时期，乱用刑罚、残酷暴虐、大兴徭役、攻城修邑，确实是事实，可这些事实与虫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高洋再昏庸也能听出个子丑寅卯，而且退一步说，即便再贤明的君主，听了这样答非所问的回答也难以接受，何况高洋的专断是出了名的。看来，拿天灾说事儿的崔叔瓒，尽管用心良苦，却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拿天灾说事儿说得别有用心的人，动机或许有别，但在歪曲事实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类人哪个朝代都有，什么层次的都有。他们有的文化程度很高，有的社会影响广泛，所以，比之于上述几类说事儿的人，这类人更具有鼓动性、煽动性甚至欺骗性。《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一段记述：“辽东高庙、长陵高团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本来，很平常的火灾，算不了什么，但董仲舒故弄玄虚，上纲上线，说这场火灾是上天对天子的警告，是对当代政治不满的报应。如此地拿天灾说事儿，无异于造谣惑众，连董仲舒的学生都认为这是胡说八道，这也就难怪汉武帝坚决要把董仲舒杀掉，虽然最终没有杀，但董仲舒的政治生涯从此也就被画上了句号，最后老死家中。看来，天灾就是天灾，别有用心地拿天灾说事儿，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遭人唾弃。这一点，董仲舒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编辑／汪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