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娟
每一年的寒食、清明，总是要提起介子推的，有些地方已把清明与寒食归为一天了。而我们说起他，也自然是万口一声地推崇，毫不吝惜赞誉之辞，大张旗鼓地宣扬他的高风亮节。
可是，如果将那一段历史细细考证，我们会发现，成就介子推两千多年美名的三桩事儿(割肉救主，不求功禄，以死明君)却一样也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甚至可以全部推翻，也就是说他功劳很小，亦曾想加官进爵，而且死得毫无价值。
功微，动机不纯
不能说介子推全无功劳，毕竟他跟随重耳流亡了19个春秋，虽然在决定重耳命运的重大事件中未起什么关键作用，但他毕竟为重耳捧了个人场。
那么会有人说，他不是曾割肉救主了吗?但是，如果分析当时的情势，我们会发现，介子推其实是白挨了一刀，或者说他是情愿自残，就是说：他无须割肉，重耳也能活命。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骊姬之乱后，重耳逃入翟国，他的兄弟则在晋国即位成为晋惠公，惠公担心重耳终有一日会夺其位，便派人去翟国杀重耳；不料重耳预先得知消息，便和随从急匆匆逃出了翟国，连翟国的国君都不知晓。而一个叫头须的随从又偷去了所有的生活用品，赵衰带着一壶饭浆尚未赶到，所以重耳又累又饿，向利民求食不得，便挖野菜煮食，正觉难以下咽之际，介子推割了大腿肉煮了一碗香喷喷的肉汤献给重耳。重耳感动地落泪：“此恩让耳何以报答?”介子推说：“臣岂敢奢望报答。”
无论哪段历史记载都未说明当时的重耳已到了非吃人肉不可的境遇，他们可以向村民求食，可以挖野菜充饥，赵衰还带着饭浆马上就会赶到，所以说，重耳并不是非要吃荤不可，也是饿不死的，只是饭食不够档次而已。既然重耳的胃不成问题，介子推为何还要做这么大的动作，割下自己的腿肉给重耳吃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介子推的动机是不纯洁的，是夹杂了功利意图的。要知道，重耳随从众多，其中不乏名士贤臣，而介子推只是淹没其中的无名文人，是没什么机会经常接近重耳的，如果不借此机会以表忠心，难保重耳将来会记得他这个人，论功行赏也自然不会落到他头上。所以，他恰到好处地演起了苦肉计。
试想，在大家饿得吃野菜时，他却端出了一碗香气扑鼻的肉汤，这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印象该是多么深刻啊!怕是一辈子也难以忘记。这就是介子推的用意所在：让重耳记得自己，记着自己的忠心耿耿，大功谈不上，但最起码也混了个脸熟，待重耳成为一国之君之时，自己的日子也许就有了保障。再说自己一穷二白，老母亲还在家无人照顾呢，因此，为了母亲，这肉也值得一割。只是，介子推没有想到，这条流亡的路太漫长了，长到重耳渐渐忘记了那碗肉汤，自己那不敢奢望的报答，也来得太迟太迟……有所求的付出注定是痛苦的。
禄弗及，伤心归隐
按照千载流传下来的说法是：重耳复国后，介子推认为重耳成为国君是天意，非众人之力所能助，他不愿与那些受了重赏的“贪天功为己有”的俗子们同流合污，因此，他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当重耳想起他欲封赏时，他坚辞不受，直至身死，还收到了劝君清明的效果。
而事实上，这只是后人善良的揣度，如果我们不善良一下，就会发现，介子推是想求禄的：归隐，不是他本意；被焚，更是他意料之外的无妄之灾。首先，一个人跟着主公跑了19年，家中赤贫，老母无人赡养，你说他想不想改善改善现有境况?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想的，不想才不正常。可为什么重耳复国后，介子推没有受赏呢?是他主动推辞的吗?不是。《左传·介子推不言禄》中有一句：“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也就是说，介子推没主动求“禄”，但“禄”也确实没主动封到他身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说明是重耳封了他，而他没要，而是重耳根本就没想起来他——因为他的功劳太小了，他所有的功绩只是那一碗可有可无的人肉汤。
他的功劳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依次来看看英明的重耳是如何界定从亡随员那19年的功劳的。
当时，已成为晋文公的重耳论功颁赏，大会群臣，把功劳分为三等：
随同出亡者为首功，以赵衰、狐偃为首功，狐毛、胥臣、先轸等还在其次；
送款者为次赏，以栾枝等为先；
迎降者再次赏，以卻步扬等为先。如果有漏赏的，允许自言，可以自己前往说明功劳，以领赏赐。
于是，有个叫壶叔的不服气，他一直照顾文公的生活起居，以致足残腿伤，他觉得自个儿受赏太轻，就大胆去找文公理论，文公便耐心一一道来：“若以仁义开导寡人，使寡人明通事理，便可受上赏；若辅佐寡人参与谋事，使寡人不辱于诸侯，便可受次赏；若冒着箭矢，顶着刀枪，以身体护卫寡人，便可复受次赏。所以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再其次，赏功。你的奔走之劳、匹夫之劳又在其次，三赏之后便到你了。”壶叔听了，惭然而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晋文公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君主，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薄情寡恩的国君。他太理智太明断，因此才漏下了那个割股之臣介子推。没办法，不是介子推不言禄，是禄及不到他啊，他的功劳太微不足道了，最多也就是个粟米之赏。
回头再说介子推，他不想升官发财吗?他不想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吗?其实他的老母亲就说出了他的心声，《左传》里记载，子推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音“对”)?”他母亲是说：何不也去求爵禄，就这样死了，怨谁?《东周列国志》也这样记载了他母亲的话：“你为国君效劳19年，并曾割股救君，劳苦不小，若能获得粟米之赏，以供朝夕食用，岂不胜于织鞋为生?”
其实这些道理介子推何尝不知?关键是人家文公偏偏把自己忘了啊，封完了三等赏都没有自己，去自言吧，等于自食其言，自找难堪。自己曾言：“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况贪天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自己以前说过的，文公复国不是臣子的功劳，是天意，如果贪天功为己有，就是个小偷!如果这时自己去求赏，不就是搬石头砸自个儿的脚吗?即使文公不说他什么，狐偃也会反过来鄙视他的，所以，作为一个“性狷”的、清高自傲的文人来说，迈出那一步，真的好难。
因此，在盼赏无门、心灰意冷之后，介子推真的很受伤，也只有归隐这条路可走了，一隐了之，死了那份心，不让那有恩无报、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烦恼一辈子困扰自己。而且，归隐山林，也有可能是自己最后的一搏，是最后的炒作，他只是没想到会因此送命而已。
明君自明，卿无须死
说到归隐，继而逼得晋文公火烧绵山，亦是介子推之过，而非功，更不是后人所誉美的为了能让文公“清明”，以死明志。传说介子推被烧死前留下了一首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这首诗恰恰说明了他至死不忘割肉，觉得自己实在是委屈，但是这场秀做得太大了，大到无法收场，更无颜复出受赏为官了，所以大火之中的介子推已抱了必死的决心，但他却硬是为自己挣来了一个“劝主清明”的好名声，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死得值、死得其所，否则他这辈子也太冤了些。
但这首诗也写得多余，难道晋文公是个不明的昏君吗?
事实说明晋文公非常“清明”，明是非、辨忠奸、赏罚清，是个难得的好国君。以后来的晋楚城濮之战来说，当两军对峙、命系一线时，先轸要坚守，而狐偃要退让90里，因为文公避难于楚时曾许诺：他日若交战，自己当退避三舍，以报楚国之恩。一合30里，三合就是90里，狐偃毫不犹豫地退了。晋国战胜后，先轸功劳最大，文公却把首功给了狐偃，就是因为他讲诚信、顾大局，不逞匹夫之勇，未损晋国清誉，先轸也自然信服。文公英明可鉴!
所以，文公根本用不着介子推来“死谏”怎么做国君，他比谁都清楚，他做得很优秀，成功到介子推想都想不到，介子推只记得自己曾割过大腿肉。再者，介子推就这样死了，更让晋文公背上了个弃功臣的罪名。烧山之时，大臣魏犨一语道破天机：“从亡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又岂只子推?今子推隐身山林要挟主公，以致车马延留，枉费时日……”
但文公却一直内疚，毕竟曾吃过人家身上的肉。因此他便设立了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让介子推占尽了便宜，成了流传千古的誓死不言禄的榜样，以减轻转嫁内心的不安。就像如今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次见义勇为或因公殉职后，马上就成了烈士、英雄，甚至被演绎成一个神话。
这么说来，介子推有沽名钓誉之嫌，盛名之下，难当其誉。他不仅功劳小，甚至还有过失：
第一，他割肉献主，有助长重耳贵公子作派的嫌疑，是不能效仿的反面教材。史上诸多食人肉的主儿现在都令人很恶心：齐桓公食易牙幼子，乐羊食亲子羹，唐代的张巡为守城甚至把老婆杀了给士兵吃。
第二，他不忠。为什么不忠?晚他300多年的赵威后有最好的诠释，当时齐国派使者问候赵威后，这老人家问使者：“……於陵子仲尚书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段话是说：隐士於陵子仲还活着吗?此人上不向国君称臣，下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中不愿交结诸侯。他是引导老百姓无所事事的人，为何至今还不杀掉他呢?赵威后的意思很明显：不问国家大事，不为国家着想的隐士是不能为人楷模的，是不忠之人，该杀掉才是。就是说，介子推去隐居也该杀，也是该死的。试想，文公刚复国，百废待兴，如果大家都和介子推一样，伤心了就去归隐，不思进取，不求发展，国家还有什么前途，还图什么春秋霸业?
第三，他迷信，误导国人，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他总说重耳复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为，这绝对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唱对台戏，不足取。
第四，他不孝。出亡19年不说了，回国后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求功禄，让老母亲和自己织鞋度日，最后还累及老母被烧死，何孝之有?
第五，他还破坏了生态环境。绵山三天的大火，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如果他乖乖出山，向文公表明心志，亦不至于引发绵山大火，殃及周遭生灵，介子推之罪重矣。
因此，介子推不仅功低德微，还有严重的个性缺陷及诸多过失，做人很失败，用《围城》里赵辛楣评价方鸿渐的话来形容介子推最恰当不过：“你这个人，并不坏，可是全无用处。”
所以，介子推是不足以让后人膜拜和学习的。在两千多个冷雨飘零、凄清惨淡的料峭寒食时节，他永远是悲剧的主角，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烧一把纸钱，以慰他寂寞受伤的悠悠魂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