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 笛
今天我们想到圆明园时，都会觉得那段历史是一种“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很多人对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答不上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像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名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借口，完全可以予以公开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像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地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们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要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导致“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逐步枯竭。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后来在美国公使到达北京时，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毫无妥协余地。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根本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清王朝的二百多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繁琐小事，只要看起来像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做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但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国，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结果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历史学家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便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公平地说，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的。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地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
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战争，而是被当作“叛乱”；而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地宣布为“剿夷”、“讨逆”。
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成是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但还假惺惺地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实际上却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押解到北京交刑部审问。在刑部的监狱中，这些西方外交官还受到了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说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地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成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地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粹、辉煌瑰丽，皇帝的行径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可事实上，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沙俄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志，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编辑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