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
作为长子,龚橙自小就被父亲龚自珍寄予厚望,因此受到父亲的悉心栽培。二十几岁时,龚橙的学识就已极其渊博,书法也自成一派。此外,龚橙还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可谓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
但就是这样一个才子,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始终没混到功名。或许是吸取了老爹的经验教训,看淡了人生的潮起潮落,老爹死后,龚橙不再走科举入仕这条老路,而是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生活,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言行更是惊世骇俗,用“狂放”两个字来形容实在不为过。
龚橙的结发妻子,为其生儿育女,也算是尽了妇道,可龚才子偏偏对这位老婆不感冒,兴许是人老珠黄的缘故,两人后来竟然分居,谁也不理谁。后来,为了清静,龚橙干脆净身出户,老婆孩子统统不要,另觅了套宅院居住。儿子来看他,被他赶出去,说自己“无妻无子”。对于一奶同胞的弟弟,他更是形同路人,不相往来。而说到朋友,龚橙则任意侮辱谩骂,不是说人家脑残,就是骂人家迂腐,时常以新新人类自居。
这还不算,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龚橙每每读老爹遗作之时,都会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木棍,前面放着老爹的牌位,一旦他认为老爹的作品有不对的地方,就用木棍敲一下老爹的牌位,嘴里还念念有词:“你又写错了,这不是贻害后人嘛。你要不是我亲爹,我才懒得告诉你,看在你是我亲爹的分上,我给你改过来了。”如果龚自珍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那么,在龚橙的世界里,有没有让其怜惜疼爱的人呢?还真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小妾。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可对龚才子来说,这五伦实在不能入其法眼。由于只偏爱小妾,龚橙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半伦”。
在讲究三纲五常的道德社会里,龚橙的行为与士大夫们所宣扬的礼仪廉耻、忠孝仁义实在是格格不入。这些东西在龚橙看来真是虚伪透顶,不过是坑害文化人的精神鸦片,所以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标榜爱国忠君的士大夫。士大夫也不愿和他往来,见之往往侧目而视。
可还是有人欣赏龚橙的,他们身份还都不低,都是晚清王朝的台柱子。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是李鸿章。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一次大宴宾客,恰巧龚橙也在场,曾国藩觉得龚橙是个人才,就想重用他,于是用试探的口吻问他是否想做官。哪知曾国藩的热脸却贴到了龚橙的冷屁股上,龚橙冷冷地说道:“以我现在的地位,您最多能给我个处长当当。您想我能久居您之下吗?不要多说,今晚只谈风月,请勿谈及他事。”这番话着实让曾总督吃了个闭门羹。别人巴结总督还来不及,可龚半伦却泰然处之,言语之间尽显狂放性格。
李鸿章更有意思,为了能够吸引龚橙这个“不伦不类”的人才,每月派人给龚橙家里200兩白银,作为他的日常开销。都说拿人手短,然而龚半伦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给了就拿,既不说谢,也不给李鸿章办事。
既然不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也不做中国政府的官,那总得谋生啊。于是,龚橙选择了给洋人效力当差。
面对洋人,中国的士大夫们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沾了一点洋人惺,玷污了自己的名声。谁要是为洋人服务,士大夫就会给他扣上一个大帽子—汉奸,亲朋好友纷纷与之划清界限。可龚橙就是不吃这一套,你们反对的我就要坚持。由于龚橙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英国公使威妥玛聘他为自己的秘书。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被打得灰头土脸,不得不继续割地赔款。在中英谈判议和之时,时常会有一个把辫子盘到头顶,头戴高顶帽,身穿燕尾服的中国人陪在威妥玛身边。这个人就是龚橙,身份是英国公使随员兼中英谈判的翻译官。
在中英和谈中,龚橙可谓有了用武之地,面对来自祖国的谈判代表恭亲王奕訢,龚橙丝毫没有畏惧,也没有任何亲近感,反而大肆羞辱与刁难。眼见着龚橙替外国人办事,并在谈判席上出言不逊,恭亲王很是恼怒:“你们龚家世受国恩,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龚橙则针锋相对地回敬道:“我父亲才华横溢却不能入翰林;我本人更是穷困潦倒,不得不到外国人手下讨生活。我家什么时候受过国恩?”恭亲王无言以对。
历来后人对龚橙评价甚低,除了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不受士大夫喜欢之外,还有一段历史公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有人说龚橙作为向导,告诉英法联军“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引领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大肆劫掠,最后将圆明园焚毁。这种说法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各种野史与小说之中,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从龚橙对清政府的愤恨来说,是相当有可能的。
晚年的龚橙日子过得很是拮据,但狂放的性格却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以致最后精神失常,“卒以狂死”,离开了这个让他没有丝毫眷恋的世界。
当一个人找不到理想的归宿、精神的家园,狂放就成了生命里最好的慰藉品、麻醉剂,短暂的快感可以麻木痛苦的神经,阮籍如此,龚橙也如此。
编 辑/高翠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