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承
在《史记·商君列传》的篇末，太史公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商鞅出任秦相十年时，曾与一位叫赵良的高人展开了一番长谈。赵良用“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等名言警句试图点醒当时“功业正盛”的商鞅，并给他举了秦穆公时低调的重臣百里奚的例子来说明“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道理。赵良指出了商鞅施政的若干弊端、告诫他警惕“亡可翘足而待”，同时为他设计了一条功成身退的路线图，那就是要他放弃权力，归还商於15座富庶的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以躲避祸事、颐养天年。
这样用心良苦的劝告若真被商鞅所接受，这位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就有可能避免日后因谋叛之罪惨遭车裂的悲摧命运了。可惜，商鞅并没有接受。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商鞅错失了这一改变命运的机遇呢？
从表层的个人性格角度来看，出身于卫国没落贵族家庭的商鞅是一个“天资刻薄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强烈逆反精神，他在秦国搞的变法乃是断根式的。这虽然使落后的秦国风貌为之一变，但也造成了“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的局面。面对涌动的暗流，商鞅想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他曾亲临渭水屠戮七百余人，使“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如此执拗与冷酷之人，怎么会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呢？
再从其成长经历来看，商鞅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他是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漂到秦国来的，是通过数年的艰苦奋斗才身居高位的。早年辛辛苦苦地打拼不就是想要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吗？现在这一切都来了，若不好好享受一下权力带来的荣耀和满足感，而是回归田园去修理地球，岂不是会生出类似于项羽“富贵若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叹？
从更深层次的观念形态看，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忠實践行者，有人甚至因他为秦国设计的律法过于严酷而将其称为千古暴政之祖。不过，法家思想的精髓却不是暴政，而在于其讲求信用和赏罚分明。商鞅作为身体力行者，已经因功从秦孝公那里得到了极高的奖赏，自然会产生“我也没对秦国起叛心，没有实据你们凭什么整我”的想法。
不过，这一次他彻底错了，他并不明白君主集权时代的“法治”其实就是“人治”，他本人也不过就是秦孝公父子两代人手中的棋子而已。当他还有利用价值时，他们可以隐忍不发；而当这种价值减弱以至消失时，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弃掉。
被权力的耀眼光芒遮蔽了双眼的商鞅，只看到了历史上的秦国君主厚待客卿的故事，而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浑然不觉——这不正是典型的利令智昏吗？仅仅过了五个月，潜在的风险就变成了危机，他终于尝到了被随便安上个谋反罪名而遭通缉和诛杀的苦果。临近生命终点的商鞅，是否会想起那些被他拒绝的苦口良言呢？
对于一个变法者而言，要下大力气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碍以谋求改革的成功本没有错误，但切不可像商鞅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有价值的意见。
编辑/晓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