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琪
文学作品里的疯癫形象有一类或可以称为痴傻形象。痴傻和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或是心理疾病，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内心中重新建立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外界形成反差，不被外界所接受，当对于内心的这个“世界”的迷恋膨胀到可以使他们或心甘情愿地，或不受控制地切断与外界的种种联系时，他们便进入到了这种特殊状态。就像弗洛姆所说：“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同他人和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而社会上之所以将此视为病态，隔离开来，也是因为他们与周围的大多数人和规则不再一致。但痴傻形象又有别于疯癫的狂人形象。他们一个自信、一个自卑；一个是狂人，一个是隐士。疯癫是本我的彻底释放，他们以本我形象重新面对世界，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向外面的世界发起攻击，他们的姿态是自信的，甚至是自傲和自负的，他们化身成一种反抗者和主宰者的形象，大声疾呼他们所信奉的新“规则”。相比较而言，痴傻者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畏缩和回避的态度，杜绝一切冲突，平和处事；他们的一部分感知神经发生故障，感觉和反映都变得迟钝。相比较于疯癫者激烈的反抗，痴傻者是沉默不言的，更像是隐居世外桃源的隐士，在青山绿水中专注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既不接受也不反抗。
当代文学中的痴傻者形象既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因素造成的。即便是先天性的，作家也并不只是单纯描写这种病理性的痴傻状态。作家下笔着墨最多、最富良苦用心的并不是单纯的病理性患者，而多是因为个人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碰撞，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转换生存方式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作家在对待这些边缘人物的态度上是同情、加以美化甚至是惺惺相惜、充满敬畏之心的。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痴傻者形象，单纯从批判的角度去写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似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的同时，而作家越是对这些痴傻的弱者形象充满温情。表层原因是这些痴傻者形象过于弱势化的表象，有时可以帮助作家完成一些戏剧性的反转；但这绝不是最主要的，美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作家在这类形象身上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人的精神与人的内部和外部生存条件的影响密不可分，精神疾病患者除了生理组织运行方式的特殊性之外，人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的影响也起很大作用。所以疯癫者与痴傻者，从内部来看，他们的情绪感受性异于常人，甚至可以说更敏锐；从外部看，如果是非遗传性的，那么则意味着外界的时代风云、社会环境与人物内在形成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激烈地对抗着，对抗的过程也是痛苦的过程，疯癫或痴傻就是这种对抗到达极致的时刻，疯癫者站上狂欢的巅峰，痴傻者则选择极致的封闭。而这种极致化所带来的冲击更能强烈地引发人们思考、同情、恐惧、困惑，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内外相矛盾的斗争时刻，这也是作家心中被理性按压着的情结的释放。痴傻者与疯癫者的形象作为有序社会中的无序存在，揭示了和谐背后的矛盾，他们与某种社会隐喻和象征一拍即合，成为作家观察与思考的最佳投射对象，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中断，“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对外界作出判断，他们就有可能更真切地看清现实世界。”（余华语）因而，当作家察觉、意识到整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些精神困惑与困境，并要对它们加以描述时，就不得不求助于这类痴傻者形象。疯癫者的特殊身份和生理特征对于作者寄托自己的批判和思考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相对于自傲、自负、手舞足蹈的疯癫狂人，痴傻者更能代表现代社会精神困境下人们的普遍状态，即更多地是去逃避、去压抑和牺牲自我来适应生存环境，平和的外表下波涛暗涌，而不是反抗。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反抗的一类人都是稀有的。
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尝试讨论当代文学中痴傻形象所传达出的一些精神困惑。
首先是关于自我。一般来说，人们看待疯癫或痴傻之人时的异样眼光也是有所区别的，正如前面所说，对待疯癫狂人，人们在排斥之外，还存有畏惧心理；而面对痴傻之人，则会无形之中产生一种优越感，同时存在一种痴傻之人没有人格、没有生命主体意识的偏见。我们被这样的固定思维裹挟着，而到了作家笔下，这些人恰恰挑战了固定思维模式，成为最适宜探讨关于人的自我存在和价值的对象。
余华的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主人公来发因为在生产时头部受挤压而导致痴傻。他的爹娘死后，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更准确地说是没人重视他叫什么名字。人们将各种各样的名字强加于他身上，以此来打趣取乐，而来发总是会答应，无论他的新名字是多么花样百出；只有陈先生记得他的名字是来发，而且会这样叫他。来发是傻子，表面上，他完全放弃在世界上地位的确立，他的形象跟随他的名字一样飘忽不定。但他对奇奇怪怪名字的一声声答应，并没有掩盖住他对自尊和自我身份的渴望，小说中说到每次他听到陈先生叫他“来发”时，他的心里就会咚地一跳。这里的“来发”不只是他的名字，更是他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他在乎的是与名字紧密相连的自己。那一次，一直以来戏弄来发的一群人一块围猎来发的狗，企图要吃掉它，狗躲在角落里不出来，且已经发狂，他们想要来发唤狗出来，一开始无论别人怎样诱骗他，来发坚决不为所动，后来却因为一声声“来发”的呼唤，而鬼使神差地使他照他们的话去做。最后来发的狗成了许阿三他们的盘中餐，而来发心里也发生了变化，今后任何人叫他“来发”他都不再答应了。因为他感到“来发”和“许阿三”“喷嚏”“擦屁股纸”都一样了，只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一个人可以叫任何名字，一个名字却代表不了任何东西。“来发”不等于他的自我身份，叫他“来发”的人，也并不是认同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独特的一个人，可能只是随便地一叫，又或者带有利用的目的，于是“来发”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也就不再重要了。其实来发已经有很强烈但同时又很模糊的自我意识，他对“来发”这个名字的迷恋只是在寻找外界的认同，而一个人的自我确立过程是需要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共同支撑的。来发缺少来自他人的认定，因而是不健全的，然而现代大多数人却更多地迷失在追求外部的认同上，他们努力向前奔跑的同时不断丢失自我，看似精明得很，但内心稳固的东西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打散，被重新塑形。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他们不断变装以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竞争、新的时代，真实的自我被大大地遮蔽。他们可以叫任何名字，可以装扮成任何模样，可以编造和掩饰关于自己的一切，来赢得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但是就像“来发”这个名字一样，这个位置有很大的虚幻性，它没有稳固的基础，因而随时会被替换。这里的来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大多数人的一个反观。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但我就是我，名字有太多，就会模糊了人本来的面貌。
其次是关于理性。没有什么是比疯子、傻子更能让理性手足无措的了。想象一位穿着白裙子的优雅女士，在街上散步时却被一个疯子泼了一身油彩，她能怎么做呢？与他讲道理或是斥责他？都是可笑的。因为对于这位女士来说，脏的是一条裙子，而对这个疯子来说，画布终于有了色彩，这是它应该做的事情。两个世界，两套规则，这是“失控”的一群人。而受理性支配、在数量上有压倒性优势的正常人，将疯傻之人排除在框架之外，判定他们成为异类。人与人结合成一个社会，需要共同的社会规则和法度来建立、支撑起相对稳固的社会生活，对社会的维护需要定时清理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于是疯人院建立，疯子、傻子在生活中被“划分”为特殊人群。这样所谓的理性真的是唯一的正确吗？
迟子建的《疯人院里的小磨盘》中的主人公小磨盘在疯人院长大，他十二岁看起来却只有七八岁，瘦得不像样子，整体发育明显低于同龄人，这里暂把他归为痴傻一类，但事实上要远复杂于这种概括。他曾经上过两次学，但是都无法持续，他的特殊的思维与学校的氛围格格不入，学校和老师在他眼里愚蠢可笑，而他独特的行为举止也被老师和同学异样看待。他对疯人院里的正常人少言寡语，但却与居住在里面的疯子感情深厚。他穿梭于疯人院、学校与日常生活的四方街和八面街之间，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存在以及正常出入的理由。这里在小磨盘身上实际上是交替着正常人、疯子、傻子三种身份，好像他在用自己来证明我们用理性所设定的疯子、傻子与正常人之间的界限根本是无效的。一切的界限分明都有交织的时刻，世界无法整齐划一，我们所谓的理性人即便将那些“非理性”的人们关进疯人院，也无法彻底消除非理性思想的火花。病态只是某种思想放大到极致的结果，然而极致毕竟只是少数情况。小磨盘生活的流动与人情绪的流动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常人也很难保持情绪的平稳性和单一化，也总是在疯狂、平稳和迟钝之间摇摆，这是每个人精神境遇的真实写照。因而这样绝对的划分并不能将混在一起的红蓝墨水截然分开，相反，还会抹杀掉一些天才的可能性。或许疯人院的建立，更像是一场狂欢式的表演、一次杀鸡儆猴的训诫，人们围绕着“笼子”观看，同情、恐惧，同时引以为戒。
小说中还有一段描述让人印象深刻，美术课上美术老师让小磨盘辨认几种颜色，“小磨盘就说颜色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会变化，没有纯粹本色颜色。比如说蓝色，它在阳光下是蓝色，可它在黑暗处就是青色的。再比如说绿色，它在陆地上是浅绿垢，可是它的影子要是进了河水中，它的绿就浓得似乎用桨都划不开了。气得李老师骂他是疯人院外跑出来的小疯子。”一个十二岁，整体发育都不如同龄人，上了几次一年级都退学的小孩子，却有如此清醒、辩证、甚至是富有哲学意味的认识，令人惊叹。但是结果却是成为老师眼中的异类，受到老师的责骂。这里存在着一种疯傻与理性的颠倒叙事，小磨盘与疯子们的特殊性凸显，怪异性减弱，而那些“正常人”则都不同程度显出不正常的丑与劣。正常人在小说中反倒处于一个劣势地位，这种反差，促使人们怀疑现有法则下的和谐是否存在漏洞和瑕疵。有时候理性的标杆会削弱多样化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其实处于一个过度纠正非理性的理性时代。
责任编辑 李秀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