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锦
(山东现代舞团,山东 济南250000)
一、武舞的历史演进概述
“频繁的战争生活,造就了习武、模拟战争、庆祝胜利等反映战争生活的舞蹈,我们称为‘武舞’”,而广义上的武舞,则更加强调其强健、劲骨、刚烈的风格特点。在精神和物质都极度匮乏的原始时期,人类的生产、繁衍等均受到威胁,来自恶劣天气的威胁,来自不同部落间的威胁,来自猛兽的威胁,这些不可控的因素使得手足无措的原始人类除了寄托于天地神灵之外,不可避免地选择野蛮的方式来维持生存,战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频繁的战争造就了氏族部落间的吞并与割裂,暴力和武功成为氏族部落乃至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荣耀与骄傲,其渗透在歌颂历代首领的原始舞蹈之中,这种通过挥舞手持的干戚和身体动作来宣扬武威的方式,寓示着舞与武在早期文化形态中的相似性与同源性。西周时期“制礼作乐”,《六代舞》和《六小舞》承担着政治意义和教化作用。其中《大濩》、《大武》均被划分为武舞。以歌颂武王伐纣取得胜利为内容的武舞《大武》,被孔子评价“尽美而未尽善也”,可见武舞中争斗场面的激烈和残酷。《大武》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除了它“武以象功”的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其具有艺术性的编创方式。它具有严谨的队形变化和动作范式,并且具备清晰的叙事结构以将战争场面再现,这在舞蹈创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武舞已经从民间进入庙堂和宫廷,不仅承担着教化民众的政治服务功能,同时也反馈着当时的民众精神意志,成为古代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武舞在春秋时期和汉代的逐步成熟,结合了武术等其他艺术形式。《吴越春秋》记载:“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猛虎。”体现了武舞和武术的结合,其“术”的成分展示了它的实用意义,结合“舞”所带来的优美姿态和审美意义,演进成为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
唐代“武举制”的诞生助推了武舞的兴盛繁荣期,这种以考试的办法选举武艺人才,不仅提高了唐代的武术水平,且为武舞的发展提供了更丰厚的养料。剑舞艺人公孙大娘以善舞“剑舞”而著名,动作豪放矫健,节奏明快。直至元杂剧和戏曲的发展,武舞则作为其中附庸的表演部分而走向曲折发展的道路,京剧的艺术程式“唱、念、做、打”中“打”这一部分寓示武术在戏曲中,找寻到新的生命力而继续发展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的文化艺术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舞蹈学者们纷纷创建舞蹈身体训练体系,其中古典舞身法训练中,就融合了武术的动作元素,“武”与“舞”仍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在相互融合中并行发展,并在时间的发酵下衍生出更多的发展形态。
纵观历史的长河,武舞自劳动起源之后,就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发展,从最原始的“武”技,经过不断杂糅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之美,逐渐上升到“技艺结合”的高度,找到武舞不断获得生息的根源所在,也一定可以为中国舞蹈创作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二、武舞在现实创作中的价值探讨
(一)“武”的动作形态
历史时间的消磨和古代舞蹈记录手段的落后,致使武舞的形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已变得残缺不全,我们仅能依靠史料记载、画像砖、岩画等作为参考依据。武舞中“武”的动作形态多是矫健豪放、刚烈有劲的,这些动作形态对于当代舞蹈创作中的动作语汇的丰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并不是盲目地生搬硬套,应当避实扬虚、得其意而忘其形,攻“武”的动作形态这一块璞玉,为舞蹈创作的审美需求而服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明江流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绘有大量赭红色平涂剪影式人物,这些动态感极强的人物,成为舞蹈作品《花山战鼓》的舞蹈形象蓝本,并结合壮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加工创作,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神秘古朴的审美特征,是来自花山岩画原始动作形态的启迪。
透过“武舞”的历史发展情况可知,“舞”与“武”在原始社会起,就相互伴随交织在一起同行发展的,武舞触发了武术动作美感的产生,武舞不仅具备武术的进击、健身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其充满动作美、意境美的艺术特征。回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的习俗,这深受伊斯兰教崇敬的领袖穆罕默德勇武并精于剑术的特点,武术是回族人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地区的武术又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我们看到的踏脚舞、汤瓶舞等,都与回族的武术有着某种渊源。踏脚、汤瓶气功均是回族武术技术性的表征,在经过创作者的舞台化的提炼与处理,最终这些“武”的动作形态促成了别具韵味的舞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