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立于文昌中学主校道两旁的两尊铜像，是在文昌中学校董会主持下，为了纪念文昌市教育界的两位先贤詹行烍先生和陈序经先生，于2012年铸造的。
詹行烍（1894—1974），字竹溪，文昌文城霞洞村人。至今，詹先生“三下南洋，三任文中校长”的传奇故事仍然在文昌民间广为流传。1924年，广东高等师范学院（后改为中山大学）文史部本科毕业后，先在琼崖中学（今海南中学）任教两年，后出任文昌中学校长（1926—1929）。1929年春至1933年秋，为了筹款办校，曾3次出国，遍访南洋各国，为文昌中学建校奔走呼号。据传，詹校长出身于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农民家庭，每次出国筹款都是动用家财，自筹费用。在国外募捐期间，为了发动捐款方便，且力求节约，经常食宿亲戚家或乡人铺店。为解决生活困难，曾出任新加坡育英中学校长，被詹校长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南洋各国华侨纷纷慷慨解囊，共捐助合光洋10万元。
回国后，再次出任文中校长（1933-1939连任两届）。在此期间，詹校长作出了一个最具前瞻性、对文昌的教育事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把文昌中学从文城城内的“文昌学宫”迁往现址。利用这笔捐款大兴土木，千亩校场，五年施工新建校舍近7000平方米。詹校长是新文中的奠基人，为文中的发展壮大立下了不朽功绩。此地原来是一片杂草丛生，偏僻荒凉，又比较平坦的广阔坡地，以前叫“校场坡”。文中建校后，更名为“文中坡”。解放后，在这块坡地上相继建立了“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文昌华侨中学”、“文昌教师进修学校”、“文昌第三小学”、“文昌市实验高中”、“文昌市党校”等学校，古老的“校场坡”现已变身为文昌市现代化的教育城，是文昌市教育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1939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文昌中学，詹校长沉着指挥全校师生安全撤离，而自己却被炸弹炸伤。詹校长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日机轰炸学校后，当场就有几十位学生弃笔从戎，加入冯白驹司令领导的“琼崖纵队”或其他抗日队伍，参加抗日战争。他们是：黄大仿、郑放、赵子民、李恩铭、张光兴、王祝三、董一峰、黄白天、符和火、冯继志、冯所唐、蔡兴洲、潘正儒等等。日军的铁蹄残踏文昌中学后，文中转移到南阳革命老区，继续办学。詹校长到广州湾（今湛江）任救济会干事，利用侨资救助难胞。1943年到昆明，在侨光小学任教3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海口，出任琼台师范学校校长3年半。
解放后，詹行烍老校长又回到文昌中学任教师。此后在琼台师范学校、海南中学、文昌华侨中学当领导或教师，为海南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精力，尤其是对文昌中学的建设成绩更为显著。旅居新加坡华侨特赠“劳苦功高”银杯一座，以示奖赏。
“文革”期间，已退休的詹行烍，由于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和推残，不幸病逝于文城霞洞村家中，终年80岁。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文昌清澜洋头村人。少年时曾在文昌中学读书。1925年复旦大学毕业。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时年仅25岁。1929年8月在新加坡与黄素芬女士结婚，婚后即赴法国留学。
他遵循父亲“不回南洋经商”、“不在国内当官”的告诫，1931年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当教授。
“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这是陈序经的观点。
他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出任省级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
他一生不求仕，命运却让他在多所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他十分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自由”，极力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这些理念正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办学宗旨。
“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之所以传为美谈，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句空谈的口号，而是他始终如一的实际行动。
他严于律己，以诚待人，宽厚内敛。
他留学欧美，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他优容雅量，谦谦君子，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四次全国性的文化大论战，他辩论的对手之一是胡适。
他长期隐身于繁忙的校务，依然笔耕不辍，学术著作难以计数，早已超过“等身”的高度。
他毕生从事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正如他的学生，著名学者端木正先生指出的那样：“陈序经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师。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无不精审，且多有独到之见。”
陈序经，一位从文昌清澜八门湾畔一个小小的渔村走出的文化大师，其“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曾经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作为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美帝特务”、“国际间谍”、“里通外国”、“反动学术权威”、“洋奴”、“西崽”等罪名进行批斗，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2月16日，因心肌梗塞，含冤逝世，终年64岁。
詹行烍和陈序经两位先生是大写的文中人，永远是文中学子学习的好榜样，永远是文昌人的楷模，将永远活在文昌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