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文革形势的发展并不以毛主席“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收尾”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全国局势一片混乱，文化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派性斗争日益炽化，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面对混乱的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各省市、各地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八年初的一天，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临夏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临夏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各县武装部部长、政委以及驻军领导。为此，中央文革派出飞机，到临海市接送三派代表。
赴京那天，由于各派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各派据点错综林里，到处是检查站和路障，交通堵塞，从总部到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使他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当天晚上，才飞到北京。
当晚，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临夏代表团，一开始，他就狠狠地批评了临夏代表团一顿：“中央文革派飞机到临夏去接你们，是关心你们，但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三顾茅庐还难，你们是怎么搞的？还要不要听中央的领导？”
虽说是学习班，但谁都清楚，这是临夏地区三大派在北京谈判，排除矛盾，消除派性，准备进行大联合，为建立革命委员会作好准备。
临夏三大派的头头都住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里。开始，他们各自居住一方，在头头之间，尽管是老同学、老同事，都很熟悉，但见面时却互相不打招呼，怒目相对，对立情绪特别大。
几天后，军分区司令员宣布：重新调整住房，各派头头参差居住。大联总一把手郭大章跟革造会总指挥陈同川被安排同房居住。秦锐被安排跟杨春同居一室。杨春是临夏赫赫有名的临夏红造总头头，原是临夏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同宿的第一天，冤家相见虽然也勉强打个招呼，但心里憋得难受，一句话都没多讲。
参加学习班的人很多，各省市各派群众代表都有，开饭时大家都得排队进饭堂。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们，也得规规矩矩地排队，在饭堂大门大开之前，人们得乖乖地等着。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安分，一些省市的造反派头头，乘着这个时间大搞派性，在那里大喊大叫：“打倒某某老谭！”然后就将写着“打倒某某老谭”的高帽子套在他们所在军区司令员政委的头上，弄得那些司令员和政委们非常狼狈。后来中央文革马上派人给制止了。
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学习班里，这些造反派头头的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有时以“派”为学习单位，一边学习，斗私批修，一边做自我批评，有时大会发言，有时自学，有时个别谈话。
在大会发言中，大联总一把手主动讲武斗时的一个“军事行动”：我们曾组织几人的敢死队，准备带上上百公斤的炸药，从大化路的地下水沟爬到金钟戏院底下，想将革造会的指挥部一下子炸平，但考虑到里面还有不少的无辜群众，最后放弃这个行动计划。革造会的头头听了大吓一跳，身冒冷汗。
临夏虽在边陲，离北京又远，但在学习班里却创造了个奇迹：在大会上不仅动口，而且还动了手。在关于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的问题上，双方争得不可开交，结果闹了起来，就动手打架，轰动了整个学习班，成了典型。
经过半个多月的学习、反省，大家都在进步，都愿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消除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派性也慢慢地消融。跟秦锐同房的杨春，夜里睡觉主动地帮他盖被子，两人之间的交流也慢慢地多起来，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就这样，临夏地区的大联合，虽然在名额上还有些争吵，但大方向一致，最终签订了协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毛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临夏的学员被安排在前面。当毛主席、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回到驻地，学员们兴奋地在广场上唱歌、跳舞。他们十分动情地唱起“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个晚上，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副政委也跟大家载歌载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