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王秀珍紧跟王洪文，是参与夺权和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后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王洪文向张春桥推荐，王秀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她从一个普通的工长，一下子当上了上海市的领导人之一，成了上海滩上显赫的人物。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王秀珍不仅当选为九大代表，还竟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她不再是局限于上海市的领导干部了，她可以参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了。她的野心彭胀了。
在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使王秀珍万分高兴，王洪文高升，自己今后紧跟王洪文 ，就会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因此，她做起了吹捧王洪文、为他树碑立传的工作。在上海定海路，她把王洪文发迹之前住的房子列为“保护文物”。在国棉十七厂，她把王洪文当保卫干事时的办公用品保护起来，作为纪念物品。她还组织人编写王洪文在上海造反的大事记，题为“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对王洪文百般歌颂。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重，王洪文在上海策划稿第二武装，王秀珍是积极执行者。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到北京，专门向王洪文汇报了上海民兵情况，十分卖力地替王洪文抓第二武装。回到上海后，王秀珍按王洪文的指示，把上海工会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兄弟，都安排到上海民兵指挥部中去。
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到上海调研时，专门和王秀珍谈了搞第二武装的问题。王秀珍执行了王洪文的指示，组织上海一些工厂造起枪炮来。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王洪文立即给上海的王秀珍打了电话，要她立即行动起来。王秀珍当天就召开上海民兵指挥部会议，传达王洪文关于上海民兵工作的指示。王秀珍组织上海民兵指挥部搞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作战方案，以解放军包围和进攻上海为假想。为了从思想上控制民兵，王秀珍组织编写了【民兵宣传手册】，规定每个民兵人手一册。
王秀珍还发挥了她的组织力和创造力，在上海搞了一支摩托化民兵武装。在这支武装力量成立大会上，她发表了讲话：
“现在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外战内战一起打。”
王秀珍还煽动：“今后，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给民兵突击发放武器，先发了五十万支枪，接着又给上海民兵装备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装备了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王秀珍不辞劳苦，每天都去民兵指挥部落实情况。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紧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工作。
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上海余党蠢蠢欲动，准备搞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
党中央在抓了四人帮以后，预见到上海不会平静，搞不好会出现反革命叛乱。党中央决定运用策略，稳住上海。而稳住上海局势，最关键是稳住三个人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因为四人帮在北京，在上海为他们看家的就是这三个人。于是中央决定先调马天水去北京。
马到北京后却没了音信，徐、王两人坐卧不安，他们通过种种迹象判明：北京出事了，于是立即决定准备武装叛乱。
在北京，中央给马天水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进退两难，于十月九日直接给王秀珍打电话：我在京西宾馆，一切都好。王秀珍急问：四位首长好吗？马答：他们都好，身体很好。王问：你见到他们吗？马答：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立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接了电话，王秀珍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她把这个消息分别告诉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们。
下午，马天水又给王秀珍打来电话：接中央办公厅通知，你和徐景贤明天来北京开会。王秀珍的心又给提了起来，第二天临上飞机时，她交待小兄弟们：“我们如果三天没有电话，你们就决一死战。”
到了北京，他们就被中央稳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给上海方面打电话：“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去再说。”她也不得不扮演马天水的角色。
十三日，马、徐、王回到上海。此时，中央的工作组已经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三人见大势已去，只得服从中央的决定。下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要求与会人员不通也得通，要闹也不准闹，还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王秀珍也不得不当场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
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不久，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一起被隔离审查。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可一世的王秀珍，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