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夺权后，造反派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军乱军狂潮。军內外造反派互相勾结，冲击军事要地，围堵军区，楸斗军队领导人，甚至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使军队陷于混乱状态。
为了稳定军队，中央军委于1967年28日下达了八条命令，得到毛主席的批准。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军队得到了尚方宝剑，各级军区对那些乱军楸军的造反派开始了全面的镇压。
军区根据军委的命令，首先取缔了军区机关里面的造反派组织，并对跳得最高的张某某和王某某进行了隔离审查。
早在军区机关四大进行的时候，全军文革小组给各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是否也一样搞四大，军区党委常委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某某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军区党委给全军文革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各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三支左两军工作。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司令员和政委说话没人听。在这种情况下，一派群众组织拿出红卫兵转来的王某某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沈震召集部分常委开会，要高xx去北京汇报，请求军委派人解决d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某某自首变节的材料。高某到北京后，军委某领导接见了他，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情况我也了解了，王某某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军区解决问题。
过了两天，某领导又找高某谈话，说，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沈、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张、沈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讨论，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某某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某某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
高某回来传达后，张、沈、王、张四人一同坐飞机去北京。到了北京，军委派来接机的两部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把沈震和张xx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把王、张拉到海运仓。
军区机关搞四大期间，沈震一直处于被楸斗状态。四大停止之后，他又被暂时调去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某某的定性为叛徒，具体问题沈震都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1967年5月，军委让沈震回c城，紧接着他便奉命调出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他才又回到了c城，从此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当时沈震主管西北四省的支左工作，军队的事情，包括机关整顿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他都没有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王、张案子时，沈震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军区党委书记的沈震，讲了一些错话，把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在文革中常见不鲜。至于谁是谁非，谁能说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