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震的要害问题是c铁路局问题，大家都把c铁路局出现的问题推到他身上，因为他当时是a省的第一把手，他要负主要责任。
c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文革刚开始，沈震还没有出来支左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汪x为了解决c铁路局问题，把两个书记都撤了。当时在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军区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复撤，支持红三司，而铁道部则支持红联。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a省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沈恒也就支持红三司，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矛盾没有根本解决。
从1968年到19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尽管经历了三年的大动乱，但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归铁道部管，沈震是是拥护的，他说，铁路就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铁道部派黎x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近千名干部都撤了，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的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当时，沈震对黎x的作法是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他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下，他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刮来了，被黎x整下的那一派又闹起来了。黎x又来c城解决问题。沈震当时认为，铁路局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黎x搞出来的，省委管不了，当群众围攻黎x的时候，省委也没有去制止。当时国务院打电话给沈震，叫他出面解决一下，沈震没有执行国务院的决定。他的顾虑有两点：一、当时正处反右风头，并且铁路已不归省委管，他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讲话不可。二、铁路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没有解决好，反而引起兰州的动乱，那就更难办了。
1976年2月，中央领导人叫沈震去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c铁路局问题。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指出黎x犯了方向、路线错误，c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他们还把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交给沈，让他修改，沈一字未改就送回去。第二天国务院又派人送来，说铁道部搞了右倾翻案风，是“三个总是”的问题，叫沈大胆修改，还要他写一个解决c铁路局问题的意见，要点铁道部和黎x的名。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是国务院定的。开始他们说：“干部由a省解决。”沈说：“省里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人，还是由赵某搞。”沈说：“赵某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恐怕不会干的。”他们叫赵某去北京并谈了话，赵才表示继续干。
2月中旬，沈震带着中央解决c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铁路局新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起来了，c铁路局又瘫痪了。
9月，沈恒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对国务院的领导：“c铁路局要出点麻烦。”国务院的领导说：“c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沈震再次请示华xx、纪xx，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xx当着沈震的面问华xx：“老沈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xx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沈恒回到回来后，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c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上。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做答复。12月15日，华xx又把沈震叫去北京，第二次解决c铁路局的问题。
由于c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沈震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他就向华xx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华对他说，你在a省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这时沈震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他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在中央第二次解决c铁路局问题的会议上，华xx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否认，硬将c铁路局问题全部砸在沈恒的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指示办的事，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沈震戴上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