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今年七十多岁了，比我爸还大十几岁，我都喊他大爷，他都喊我兄弟。开饭馆儿一辈子，也没发财。
他熬的鱼一绝，无论是鳎目还是平鱼，先煎后熬，用长鱼盘儿盛上桌。卖相绝佳，薄薄一层红亮的酱色，透着油下面的白肉，一筷子挑开，仿佛雕玉。
要看熬鱼的手艺，盘子里绝不能有多余的油，鱼身下隐隐一层汤。最绝的是炸成虎皮的蒜子儿，跟鱼熬炖一番，别有滋味儿。往白米饭上一铺，再来一勺鱼汤，如果说“朋友”二字，有具体的味道，那就一定是熬鱼与大米饭，不必推心置腹，但总是可以相谈甚欢。
他父亲九十四岁，身体硬朗，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巡店，拄着一根铁拐棍儿，见了他就骂，“你介倒霉孩子”，看他百般不顺眼。
他有时候被骂急眼了也赌气，摔摔打打的。但是依然给老爷子孬鱼，烫酒。老爷子一边骂一边吃，吃完了就自己拄着铁拐棍儿回家，也不用扶。
我有一次取笑他：“爷爷脾气可够大的，这骂人的劲头。”
“我七十三岁了。”他抽了一口烟，“还能有人骂我两句倒霉孩子。”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我也懂的。
“他以前在街面儿上也有一号，年轻的时候在海河上跑船，你看他那根铁拐棍儿，里面藏着剑呢。”
“这一辈子就爱吃熬鱼儿，好嘛，我小时候他做熬鱼儿，我没什么本事，这辈子也就跟他学了个熬鱼儿，他一身本事我也不爱学，也学不会。我除了开个饭馆儿，什么也不会。”
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抱怨着，可脸上笑嘻嘻的。
后来他的饭馆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是他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2019年春节我给他打电话拜年，他很惊喜，说：“兄弟，趁过年，咱来家，我给你熬鱼儿。”
一直到了夏天，我去了一次天津。路过他的小店，一看竟然开着门。
他正在店里收拾着一条四五斤的大鳎目，我喊了声大爷。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兄弟，你来了？”
我说：“来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您。”
他说：“好，还想着我这个老哥哥。”
“我不想您，也得想您的熬鱼啊。”我看着那条大鱼直流口水，“我这还赶上了。”
他摇摇头：“兄弟，今儿这鱼你吃不上了。”
我说：“怎么的？被人订了？”
他摇摇头，指了指里屋。
那九十多岁的老爷子，一身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手持铁拐杖，端正地在屋里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摆着一桌子菜。俨然一个大亨的派头。他看到我来，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我吃惊地问陈大爷：“这……老爷子好了？”
陈大爷摇摇头，说：“他早上突然要吃孬魚。自己换了衣裳，点了菜。一路走过来。”
我心里蹦出四个字——回光返照，但是我们都没说出口。
他说：“儿孙们都在外地，不知道赶得上赶不上。”
“倒霉孩子！孬鱼呢？”老爷子在屋里骂了一句，我跟老陈赶紧进去。
老爷子看着老陈，招招手让他过去，老陈把孬鳎目鱼摆在桌上，弯腰蹲在他跟前，老爷子吃了一筷子鱼，伸手摸了摸老陈的头，叹了一口气：“宝贝儿，你是个好孩子。”
我眼看着七十五岁的老陈眼泪不要钱似的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