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租看奇怪的《东京物语》
我站在江南那座著名的城市的著名的外滩，手扶堤墙，越过拍打着滩岸的江水，越过浦东那片仍然荒芜的土地，思索着东方的远处，估量着如何度过东洋，去那岛国。那是1990年的冬天，我一个寻梦的青年。
那是一个我不理解的国度，而今因为少壮军官的弟弟，因为他对国耻的沉痛铭记，和对那个民族的深恶痛绝，以及自己的印象，一直以来，我躲避着从来不去倾听那个国家泛起的美音，只是在一次次新闻镜头里，回味弟弟炽热的仇视和厌恶。每每站在光碟的架墙一侧，从未想到要看日本的影片，只在港台和欧美的片图中寻找亮点。
我不理解那个国度，我甚至为启明、长庚兄弟对那个国家有着那些的善意和交往，处友或屈膝而感到大的困惑，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鲁迅在彼七载，作人折节叛族？偶尔记忆中的画面，也是惊奇，在那个据说是资源贫瘠的岛国上，竟有极其静谧而秀美的山岭、谷壑与稻田。在那个暴戾的民族间，竟有母亲杀死儿子故事的曝光坦露；那凄伤而哀婉的《草帽》，哀怨地蜿蜒飘下，飘下山谷，飘飞人的泪水。还有现代以降，大量的留学的青年，也涌向那里；大量的车轮、机械从岛域流入中州。
我不会忘记国耻和人性的软弱与扭曲，不会忘记兽的狂吠和利齿，利齿上的血肉与民族母亲所受到侮辱。我常常自豪我的弟弟，不负华族的军人，无负少壮的美称，我一世不会忘记弟弟站在南京死难“300000”碑下，他垂首默哀的背影，那张照片，那个我们草创刊物上的封面。
但是，在我的生命里，却又不断地偶遇来自岛国的诗人和艺术，给我的生命以惊讶，以淳朴，以素雅。我邂逅东山愧一的《银泉》，邂逅川端康成的《伊豆》，我惊讶他们的沉静，他们素丽的淡泊和秀美的愕然。近两天的专项阅读，每每都会看到这些文章里的素美气息冉冉弥散，仿佛是我唐宋的味道，是我元明的眼神，夹着大海的辽阔、恬静与咸风。
曾经作为侵略过我土侵略者一员的小津安二郎，为何又是《东京物语》的导演，为何在地狱和人间变态，在兽群及败战后变脸？最让我疑惑的是川端康成的自杀，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他们对待死真的是视为福寂？我看到夏目漱石在欣赏版画的语言里（《生之爱》），那么平静，并无忧怨，看到他在会见自己三个幼女时的淡然父爱，总有惊讶他已经重病在榻。他在病床上剖析着“利己”心理，不缀写作。“伤心秋已到，呕血骨犹存；病起期何日，夕阳还一村”的晚期诗句中，让我想起茶的凉热，茶的暗香和茶的明朗。《东京物语》中二媳妇的扮演者原纪子，是我熟知的戏剧人生中的有一个张国荣吧。据说，她婉约、醇美的盈笑着，不尽的善意中隐约着丝丝的哀怨；在小津死后，告别艺苑，遁世隐居。
菊花与刀，该如何选择，谁来选择？1990年的那位欲度东洋的青年人，当时，并不知道《刀与菊花》的某个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