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高师，萨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光阴。他在这里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和独立。
学生是两三人一个房间。尼赞和萨特共居一室。后来尼赞去亚丁了，萨特一个人一个房间，在里面休息和学习，很是安静自在。学校里对学生管得很松，他们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夜里回来得很晚也不要紧，可以随便翻墙而入。这样的自由很合萨特的意。
这里的学术空气也很自由。教师和学生中，从宗教神学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什么的都有。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但是，没有任何人去干涉别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萨特的朋友，有不少人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如尼赞就参加了共产党。萨特本人不信仰任何主义，这些朋友也从来不同他谈这方面的问题。他觉得这样很好。
现在萨特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这是他最感欣慰的。学校住宿和伙食都是免费的，每月还有少许零用钱。这样他再也不用靠家庭供养了。每星期萨特回家一、两次，与家人共进午餐。
这时他同继父的关系反而得到缓和。对方不再是自己必须依赖的对象，不再是烦恼之源；在萨特同父母之间，慢慢有了一种家庭的温情。萨特终于从“偷钱事件”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
在家庭关系开始正常化的同时，它对萨特也不起什么作用了。萨特现在完全生活他所在的学校和伙伴之中，更多地成了一个社会人。
巴黎高师的伙食并不好，萨特很是讨厌。他希望能在外面吃饭，至少能在咖啡馆喝喝咖啡。有时还要看看电影。至于上剧院、听音乐会，那就是更高级的享受了。而这些都得另外有钱。
萨特同学中有不少人干家教的活，辅导那些学习成绩较差、跟不上来的学生，通常是读二、三年级的，让他们能够赶上来，最后通过毕业会考和考上大学。
萨特也干起了这个。除了吉尔介绍的那个莫雷尔夫人的儿子外，他还接了其它一些活，主要是教哲学，也教点别的，比如弹钢琴什么的。
讲一小时课他大概可以获得20法郎。他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工作，虽然他讲起课来十分认真。“赚这笔钱简直像玩儿似的！”他看着手中的一叠钞票说道。
由于小的时候受外祖父查尔的影响，他看不到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小萨特常见查尔有大笔的钱进来，却没有看过他是怎样工作。他以为查尔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来吃饭。
萨特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闹清楚过这两者的关系。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事情。
以后成了有名的作家，萨特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仍然对自己的书和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想：“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因为觉得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就不当一回事。萨特是有了钱就花，从不去算计，而且不是一个人花，是同朋友们一起，在饭馆里用掉他刚拿到手的最后一分钱。他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
特别是同姑娘们在一起，萨特更是不在乎钱，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以后他有了大笔的钱时，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萨特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慷慨，他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这也难怪，自小他就没有占有过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归他所有。这一点使他在钱财问题上超出了一般人的观念和态度。
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他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的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从来不购置任何东西。在他已经比较有钱的时候，他住的公寓，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甚至也没有什么书。
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这上面。而这是给予，是奉献，而不是得到和索取。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萨特都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