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占领下更自由。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所有权利，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利；我们被经常地公开地侮辱，而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我们一起被放逐，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是政治犯。
在我们能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墙上，报纸中，电影镜头上──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邪恶的乏味的所谓形象，而我们的压迫者希望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形象。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
既然纳粹的毒害正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每一个准确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既然一个掌握全权的警察正试图迫使我们沉默，每一个词语都变成像原则宣言那样珍贵；既然我们被搜捕，每一个手势都有一种介入的重量。
这种经常可怕的斗争环境，使我们最终可能毫无遮掩、公开明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无法忍受的境况，我们称之为人的处境。
流放、监禁以及特别是死亡──在较幸运时我们不愿想到它们──是我们不断关注的对象，而我们达到了真实性：它们不是可以避免的偶然事件，甚至也不是自外而来的不断的威胁；不，我们看到，它们事实上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作为人的实在的深层源泉。
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充分感受到那个陈旧短语的意义：“人是不朽的。”而我们每一个人所作的每一种选择都是真诚的，因为它是创造于死亡面前，因为它可以以这种形式表达：“宁可死……”
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中间的那些杰出人物即抵抗运动的活动分子，而首先是指那些在四年的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说“不”的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带到这种境况的极限，迫使我们自问那些在和平时期可能会避免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知道抵抗运动情况的法国人──而这一时期有哪个法国人不是或多或少处于这种状况中呢？──都被引导去自问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假如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住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入一种边缘状态，一个人有了关于自己的最深层的认识。因为一个人的秘密不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或自卑情结；而是他的自由的极限，是他抵抗拷打和死亡的能力。
那些在地下活动中战斗过的人们通过他们的战斗学得一种新的体验：他们不是作为战士公开地战斗；他们在全部环境中都是孤独的；他们被孤独地追赶和孤独地逮捕。当他们被逮捕时，他们是赤身裸体而孤独地面对拷打。
他们的拷打者，脸面修剪得十分整洁，保养得很好并且穿着讲究，带着完全的轻蔑观看着这个不幸的肉体，而他们洋洋自得地集良心和权力地位于一身，好像正义是在他们一边。
而我们是孤独的，无论哪里都没有一只手伸过来帮我们一把。在这种孤独的最深处，他人是在场的，所有其他人、所有我们正保卫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们都在场。
一个词就可以造成十个或一百个人被捕。这难道不就是总体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在总体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阴影和鲜血中，一个共和国形成了，最强大的共和国。
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每一个人，同时他也知道他仅仅只能指望自己；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他的完全孤独中自己的角色和历史责任。他们每一个人，反抗着压迫者，自由地和无可挽回地成为他自己。通过在他的自由中选择他自己，他选择了所有真理。
每一个法国人在每一瞬间都必须丰富和证实这个共和国──它既没有机构，也没有军队或警察──来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会推卸他的责任，而现在我们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处找到了我们自己。
这个共和国将在光明而不是黑暗中形成，而这光明将保存在沉默和夜晚的共和国之中，保存在它的严酷的善之中──我们难道不应该怀着这样的希望吗？
──《境况之三》
【本文摘自《萨特自述》（黄忠晶等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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