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在特殊监狱里》第二部 在特殊监狱里 第二章 陪绑
一
无轨电车向市里驶去，车上的乘客稀疏，座位大部分都空着。
迟司令不许我坐着，他们坐在座位上，罚我站在身边。车顶低，高帽高，大眼贼怕顶坏高帽，不让我再戴在头顶上了。我一手捧着高帽，一手把住车座拉手稳住身子，木然地呆立着，无视车窗外掠过的景色。
电车一驶进市区，满目疮痍。
树上的叶子仍是碧绿的，但明显干了，蒙上一层尘土。造反派和红卫兵仍在继续革命，继续武斗，继续无法无天。满墙都是大字报和标语，一张压着一张，“油煎××走资派”，“火烧××反动权威”，还有那经过战斗洗礼的建筑物，熏黑的墙壁，烧焦的窗框，同我记忆中大不一样了。就连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灯都“革命”了，由原来的绿灯放行到现在的红灯放行。据说红灯代表无产阶级，绿灯代表资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指引时代列车前进的方向！
车上的乘客都看一个怪物似地投来目光，我太与众不同了，刚刚被打过，满脸青伤，挂着牌子。售票员看到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个小反革命分子上来，摸不清怎么回事，没敢要我们买票。我记起去年和彬子乘公交车逃票时，就是借宣传毛泽东思想之名站着读几条毛主席语录，售票员就不敢收票了。现在我变成反革命分子，人家也同样允许我免费乘车，真是不可思议。
我站在车上，一心想着母亲。电车驶过一站又一站，泪水几乎要流出眼眶，还是忍住了，我不能让他们看笑话，哪怕是进市里的监狱，也不能承认自己写过反标。太阳越来越高，我们在第一百货商店下了车，大眼贼又命令我戴上高帽，迟司令催促大家快走，怕耽误开会时间。背后有人踢我的屁股，骂我磨磨蹭蹭，要进笆篱子还耍赖，这就是死不改悔拒不揭发你狗爸狗妈的下场！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拐进一条小街，路上行人来去匆匆，大部分自行车把上挂着红语录牌，我以为他们要押我进市公安局，却走进齐齐哈尔市第四中学大门口。
大门对面一排五层教学楼，陈旧高大，是座小鬼子留下的日式建筑物。这在东北并不稀罕，日本人入侵黑龙江后曾将省会设在齐齐哈尔，市区里较好的建筑物差不多都是他们留下的，别具一格。就和哈尔滨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是俄国人留下的，当地人自豪地称她为“东方的莫斯科”一样。教学楼墙壁上爬满常青藤，校园内有一条直通教学楼的大道，两边是足球场和篮球场，比我们糖厂子弟学校的小平房气派多了。院子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到处都挤满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至少有三四千人。树上、墙上、篮球架上挂满 标语和红旗，铺天盖地，俨然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大会主席台因陋就简，设在教学楼前的水泥花坛上。“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年月不许有鸟语花香，花早就被铲除了。花坛上铺着木板，摆着长条桌子，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桌后坐着造反派的头头脑脑，和我们学校大批判的阵势没什么两样。我注意到台上还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文革”期间军人和警察全穿一样的军装，很难分辨出他们是军人还是警察。令我心惊胆战的是大楼墙壁上挂着巨大的横幅：“齐齐哈尔市教育界宣判反革命集团大会”。我马上置身于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气氛里。
我被押到主席台旁，迟司令把我交给几个外校的红卫兵，退到后排了。我四下张望，觉得周围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我插翅难逃了，他们肯定要送我进市监狱的！
一个造反派头头模样的人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宣布宣判大会开始。大家唱起革命歌曲，集体背诵过最高指示完毕，主持人一声大喝：“现在，把现行反革命集团分子押上来！”在一片打倒声中，看押我的人只是把住我的胳膊做好准备，并不急于上台。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和好奇心，看到另一侧的红卫兵扭着五六个孩子，踉踉跄跄走上台去。他们比我大得多，都是初三年级的学生。头一个学生戴一副黑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儒将风度，其次是个留大分头的高个儿，在一片剃小平头的人群中分外显眼。
他们大概有十七八岁，衣着褴褛，人人都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完全没有人样了。那脸色显得尤其苍白，显而易见已被关押不少日子了。转眼之间我又看到一个穿旧军装、扎短辫儿的女生，她的两只大眼睛里流露出一片凄怆之情，眼睛周围有一个黑圈，很像部队的干部子弟。
红卫兵将他们押到主席台前，撅成一排，最后才轮到我，撅在那个短辫儿女生身边。
这一次宣判会不同于以往我经历的批斗会，发言人满嘴假话、空话、大话，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针见血。我大劈开双腿撅着，脸上丝毫找不到不服气的神态，一副愚昧无知的样子。看上去押我的红卫兵认为我太小，朝我投来的目光是漠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几个人身上。见那几个人没戴高帽，也把我的高帽扔在地上，并压住我的后脑勺，让我双手向后朝天举起撅成“喷气”式飞机状。鉴于我并未试图反抗，主动低下头去，按我的手臂也松弛了。我的头朝前倾着，看不见同伴牌子上写着什么，只能看到旁边的两条腿，急切地竖起耳朵想听到主持人说些什么。
……反革命集团头头张犯，纠集丘犯、李犯、王犯、刘犯和赵犯混入红卫兵队伍。他们一伙人胆大包天，丧心病狂，打着红旗反红旗。组织起一个叫“送瘟神”的战斗队，偷偷地油印战报，散发传单，肆意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文革”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鸣冤叫屈，企图为被打倒的走资派翻案，是我市教育战线最大的一起反革命案件。听着听着，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原来我身边这些人才是宣判大会主角，糖厂学校造反派是吓唬我，让我凑热闹，敲山镇虎来做陪绑。想到这里，我冷静下来，心里也不再害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