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歌
（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00）
教育 EDUCATION
大众化向普及化高等教育转型期中的问题及措施
张玉歌
（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00）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全面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如今即将迎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在此转型期间，高等教育发展成就显著，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生师比居高不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严峻，部分个体教育选择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信心等。通过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三阶段转型期中三种教育模式可以并存的理论等等，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普及化；转型期；问题；措施
1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马丁·特罗教授曾提出著名的高等教育三阶段理论，他指出，高等教育入学率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与18-22岁年龄段的总人口之比。从数量上来看，入学率小于15%为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入学率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入学率超过50%则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的三阶段理论作为国际通用的高等教育阶段判断方法已经沿用至今。我国为了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于1999年颁布了《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据《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我国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2006年已经上升到了22%，早在2002年就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获得国际认可。另有研究表明，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40%，预计在2018-2022年间突破50%，迎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时代。
2 高等教育转型期中出现的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越来越多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带动高校周边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解决了相关产业的就业问题。这一切看似完美。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种种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2.1 师资力量不足
我国人口多，基数大，高等教育入学率上一个百分点的增加，就有千千万万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学生数量地骤然增加使高校应接不暇,校舍及教学设施供不应求，师资力量变得尤其薄弱。如表1所示，该图表体现了从1998至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的数量（万人）与生师比。可以看出，从1998-2007年，我国专任教师的数量每年都有所增长，但是与猛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相比，依旧不能降低生师比，生师比在总体上来看呈上升趋势。与美、德两国相比，美国2005年的高等教育生师比为10.88∶1，德国在1995-2003年的高等教育生师比均在12∶1以内，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生师比一般保持在15∶1左右。就我国而言，自高等教育扩招后的第二年即2000年，我国已超出发达国家的水平。全国总人数尚且如此，细化到二、三线城市高校的生师比例会更高。师资的缺乏不仅会导致教师班级管理和沟通的困难，也会使任课教师的任务量加重，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2.2 就业问题严峻
表1 1998至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数量与生师比统计表
表2 2001至2007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和未就业人数统计表
随着大学生群体的扩大，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益显著。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毕业生再也不似往昔般“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表2显示的是2001-2007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总人数和未就业人数，从中可以看出，自2003年开始，大学生未就业人数骤增，此后2006年未就业人数已将近达到大学毕业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形势严峻。大学毕业生人数的爆炸性增长超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导致劳动力市场人满为患，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2.3 部分个体对中国高等教育信心不足
最近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火爆起来，标题是《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文章先借用了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农村贫困层62.32%的人认为读书无用，农村中间层37.24%的人认为读书无用，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农村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即越贫穷越认为读书无用。大众化后高等教育学费几次上涨，个人成本增加，对于一个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巨额的教育投资。倘若如此高昂的费用未能换来好工作和更多回报，那他们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高等教育选择也不足为奇。而中产阶级和上层却不这么认为：学区房的畅销与特长班的火爆体现了中产阶级对其地位的焦虑，他们拼力使孩子受最好的教育以跻身于上层社会或者保持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往往通过留学等方式，接受外国高等教育甚至是中等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再加上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更多以往没有足够知识与能力进行高等教育的人进入大学，导致生源素质的整体下降。不同群体对高等教育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他们的个人教育选择。3 关于问题的相关分析
3.1 高等教育“量的变化”与“质的提升”的思考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追求并不是仅仅是“数量”这一个要素，数量和质量一直以来都是判断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基础条件，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既包括量的增长，又包括质的变化。马丁·特罗教授指出，高等教育三阶段“随时变化的类型，但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学生数的增加先于其他的变化”。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增加会早于质量的提高，这是很正常的。哲学上的辩证法指出，量变引发质变，此处的“质变”指的是性质的变化，而我窃以为高等教育的“量”、“质”之间与自然辩证法中的“量变与质变”关系有些相似，是有先后关系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使大学生数量增加，高校根据大学生数量剧增引发的问题逐渐调整高等教育质量体系，从而达到二者新的平衡。我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先做大再做强。
3.2 就业率短期与长期的相关研究
高等教育扩招后出现的就业问题并不罕见，各西方发达国家之前就已出现，并有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当高校毕业生突然增多时，劳动力市场没有足够吸纳毕业生的能力，使毕业生寻找工作的时间相较于之前寻找一份工作的时间延长，毕业生失业率随之上升；一段时间之后，毕业生开始降低目标，转而接受职位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作，失业率转而下降。另有较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的国家研究发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到现在，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失业率先升后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其就业率和薪资显著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简而言之，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更多人能够提升学历水平，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3.3 马丁特罗三阶段理论中“不同阶段可相互包含”的理论
马丁·特罗认为“从精英到大众、从大众到普及的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并不意味着现行阶段的形态或类型会消失或者发生变化……现实告诉我们的则是相反的事实……虽然接近普及化阶段，但精英型和大众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会消亡。”也就是说，在我国如今大众化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转型期中，精英的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形式并非消亡，而是由于立场和功能的不同继续存在下去的。3.4 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学者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它考虑到整个生命周期中教育所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并将教育的未来收益根据时间来体现。根据公式表明，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个人高等教育成本有所上升，但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水平是呈增长趋势的，而与之相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水平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成正比的，即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面临个人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时，这个定理依旧是正确的。4 高等教育转型期应采取的措施
马丁特罗教授曾说，他的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就像你驾车即将进入隧道，在隧道的入口处，你往往会见到一个警示牌，它提示你进入隧道之后，要注意隧道里的新情况”。这句话匠心独具，如果说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特罗比作的这条隧道，那么他“高等教育三阶段”理论中衡量三各阶段的量的标准就是“即将进入隧道时的警示牌”，量的规划的意义在于带给我们明确的“预警”机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型。普及化的“警示牌”即将出现，我们必须加紧时间采取措施来解决大众化以来的诸多问题，并为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4.1 针对师资力量不足，扩大教师队伍
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一线工作者，充足的师资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提。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师资数量方面的监管，对师资数量不足的高校坚决停止扩招，督促其扩充师资；高校要合理安排教师任务量，保证在教师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最大效率地进行学生管理和沟通，提升教育质量。4.2 努力发展经济，保证政府投资力度，扩大引资渠道
鉴于经济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我国应加快产业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宽劳动力市场，使大学毕业生不再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境地。政府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高校与银行合作，增加高校的资金来源；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校企合作办学，拓宽资金渠道。4.3 在课程设置上，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不应以就业为指向，而应该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理念。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的产物，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应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以专业教育为主的培养模式，将专业教育推迟，建立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以通识教育、终身学习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据悉，这种人才培养的理念已被列入我国的“十三五”规划。4.4 创办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转型过程中，要求高等教育系统有更充足的容纳能力，这就需要各级各类高校共同发挥作用。高等教育多样性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既包括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包括世界一流的应用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各类高校定位不同，培养目标也应多样化。加快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建立精英教育、通识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四位一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兼有的进入到普及化时代有很大的现实意义。[1]马丁·特罗(王香丽译).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
[2]佚名.我国高等教育稳步发展,毛入学率达22%[N].中国教育报,2007,06,07(2).
[3]易梦春.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模型的预测[J].中国高教研究,2016,(3).
[4]张宝玲.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十年来发展的思索[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6-119.
[5]赖炳根.浅议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问题[J].教育研究,2008,(5).
[6]孙志军.高校扩招使得个体就业状况更糟糕吗？[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08-115.
[7][美]伯顿·R·克拉克著，王承旭等译.高等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G649.2
A
1003-2177（2017）10-0018-03
张玉歌（1993—），女，汉族，河北辛集人，就读于河北科技大学2016级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