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欣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重庆 400074）
1 孙笑川和他的“狗粉丝”
孙笑川在做主播之前常年混迹工地，拿着仅够温饱的工资，是一个典型的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小人物。他最开始和朋友接触直播是始于斗鱼平台，为其取名为抽象工作室，刚开始看的人数并不多，他也未曾想到自己未来将会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成为网络上人尽皆知的主播。孙笑川出自社会底层，所以他也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礼貌、什么叫素质，他用酣畅淋漓且花样百出的骂人方式收获了不少粉丝。这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跟着他学习，在弹幕上开启骂人模式，他们自称孙笑川的“狗粉丝”，也管自己的话叫抽象话。后来工作室解散，直播员各自纷飞，“狗粉丝”们无家可归，孙笑川名为“带带大师兄”的微博变成了“狗粉丝”们的新阵地。“狗粉丝”源于孙笑川，却不维护孙笑川，他们聚集于此，以谩骂孙笑川为狂欢；他们喜欢挑起事端，乐于把罪名扣在孙笑川头上。他们说的抽象话、做的抽象事，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快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狗粉丝”加入。“狗粉丝”文化已经逐渐成为我们网络文化的一部分。
2 另类偶像走红的背后是受众对特定文化象征符号的消费
罗杰·西尔弗斯曾说过：“在可到达的时空里，个人利用消费来诉说自己”。无论是09年“宇宙无敌自信”的凤姐，还是19年通过骂人“大红大紫”的孙笑川，他们运用一定技巧给自己赋予独特的文化象征符号，供受众消费。有学者将这类另类网红定义为“网络丑角”，其存在的背后是后现代主义在推波助澜。他们的后现代本质是强调个性、多元自由、强调实现自我的特性且与网络多元文化相契合，使得粉丝受众倾向于选择消费容易得到的网络文化来释放真我，以寻求精神的快感享受。如鲍德里亚指出：消费对象是能指本身，而非产品。在文化经济中，所有文化产品都具有潜在的意义和快感，并由符号表征，“网红”亦然。人们在讨论孙笑川和“狗粉丝”的过程中，孙笑川的言行和举止已被剥离，在“狗粉丝”的操控和栽赃下，他变成了一个恶的傀儡。人们评价他的标准也不是客观上的诸多影视明星唱功演技，而是主观上的情感以及价值判断，并最终将他抽象为一种巨大的符号——一个无恶不作的娱乐符号，不再关注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草根”本质映射普通民众的阶层想象
以孙笑川为例的网络“草根”红人代表着普通民众的期望与想象，他们身上的“草根”本质即代表着平民阶层的粉丝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普通民众之所以关注“草根”明星，是因为他们是鲜活的，也是贴近生活的、平民化的，他们有着与受众相似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并且拥有着类似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求。普通民众在消费他们的时候也映射了自己渴望一夜爆红和获得高度关注的渴望与梦想，感受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当这类“草根”明星获得较高关注度并名声大噪时，粉丝身上也会拥有相同的“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也正是基于这类普通民众的阶层想象，“草根”网红孙笑川们才得以批量出现。4 另类独特的粉丝文化特征
类似于传统偶像的粉丝群体，他们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粉丝文化特征，却又不同于传统的粉丝文化。其一，“狗粉丝”群体有着自己专属的网络语言体系。他们喜欢将“有点厉害”说成“有、厉害”，这源自于非主流文化时代的火星文编辑手法。他们也喜欢用一连串带有象征符号的emoji代替一段完整话语，往往让圈外人士看得云里雾里。其二，“狗粉丝”以抹黑孙笑川为乐并极其享受操纵舆论的快感。他们在各种负面微博下面污蔑孙笑川，也栽赃他是用激光笔照射蔡徐坤眼睛的凶手，还曾多次转发“踢老太太”的动图并指控主角为孙笑川，引来无数群众对孙笑川的辱骂和攻击。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便习惯性将所有负面消息推到孙笑川身上。无数个微弱的个人价值观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而极具凝聚力的集体主义力量。以孙笑川为主体聚合在一起的“狗粉丝”正是感受到了这种集体主义的狂欢魅力，在其直播间被封后不仅没有树倒猢狲散，反而壮大了自己的群体。
5 为发泄自我而寻求的娱乐狂欢
所谓的“狗粉丝”群体，其实也是一群披着孙笑川的外衣，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满的网民而已。“狗粉丝”的主要人群为90后，他们大多背负着时代的压力负重前行，孤独、寂寞、焦虑等负面情绪无处释放，直播等网络平台便成为了他们发泄自我的最佳途径。孙笑川打着“儒雅随和”的口号，实行释放真我之实，与黑粉互骂、一言不合就开撕是他的真我常态。而孙笑川越是嚣张跋扈、释放真我，他的粉丝群体就越是兴奋狂欢。原本身为游戏主播的孙笑川一坐在镜头前面，弹幕便是千篇一律的“滚”“不想看到你”等谩骂语言，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在满屏的弹幕氛围之下也加入到谩骂行列来，而说着一口川普的孙笑川也不甘示弱，用俏皮有趣的腔调回骂网友，且五分钟不带重复字眼，极具想象力。到后来，游戏直播就变得不再重要，所有人都是来看他们相互谩骂、说俏皮话，或者干脆自己也在弹幕里骂人发泄。
他们打着孙笑川的旗号充斥在各大门户网站、网络评论区，制造各类孙笑川的表情包和鬼畜视频，或是以直播间、贴吧、微博为根据地，对其他文化造成一轮又一轮冲击，他们的本质目的就在于发泄狂欢。
6 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狗粉丝”群体
伴随着新媒体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内心像是一个孤独而封闭的“罐装”容器。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困难，使其成迷于容易获得存在感的网络世界，患上媒介依存症。“狗粉丝”和孙笑川的关系也更像是粉丝文化的扭曲和变异：“狗粉丝”们通过媒介工具赋予孙笑川以无恶不作的形象来左右舆论；通过制造并传递专属他们的文化符号，如孙笑川表情包、孙笑川的梗、另类表情文字来扩张自己的文化领域，这些看似无厘头却又能使其获得短暂成就感的行为造就了“狗粉丝”们的抽象事。不难看出，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下，社会主流情绪是一种怨恨式的、谩骂式的大众消费文化心态，其背后仍有众多的生活寂寞且精神空虚的青年一代。7 结语
细究直播网红孙笑川及其“狗粉丝”存在的现象，不难发现这其中蕴含的诸多社会意义，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另类偶像“网红”作为一种“亚文化”“个性文化”，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对网络文化生态的污染也不容忽视，如靠着低俗、肤浅、颠倒黑白等极端形式吸引大众眼球，必然会影响社会积极意义的传递。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批判：“我们所担忧的，并非娱乐本身，而是人们在娱乐中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和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如何规范网络文化生态制度，加大网络不健康言论行为的监管力度，还受众一片绿色和谐的多元文化生态网络，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