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妙
[摘? ? ? ?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形象思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无论是它的构思、内涵，还是美学价值，都是无价之宝，它能丰富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陶冶我们的情操。
[关? 键? 词]中华;传统文化;形象思维
中华民族的神圣图腾——龙，外形叠加了多种动物特征：鹿角、鱼鳞、蛇腹、凤足等，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祈求保佑、扶危济困的集中体现。呼风唤雨的法力和英勇善战的才能令它生动而形象。它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体现，是千百年来形象思维根植于中国人头脑中产生的必然。
形象思维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巨大，从远古的仓颉造字就已开始。当我们的祖先在龟甲上写下第一个象形字时，就已注定这个民族要凭借有形的外围世界而不是用逻辑推导进行思维。中国古人将天地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神，而将人类视为与天地共存的最高灵物，在创造汉字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这种凭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往往具有具体形象性、客观存在性、整体性和跳跃性。作为汉语书写形式的方块汉字，与西方文字不同，它不仅表音，而且以形表义。祖先们精心描绘自然的模样、感应与山水的沟通，用山的形状记录下了“山”，水的流线创造了“水”，人的模样写下了“人”。同时，在创造汉字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善于将某一物件，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联系通过观察、想象和联想展开理解，并再利用表现单一事物的汉字之间的关系而衍生出新的汉字，这就使得人们能够“望文生义”。很多时候，根据一个字的形旁，如看到“金”字旁、“草”字头、“木”字旁的字，就大致能知道这些字的意思是一种金属、一种植物或一种树。
如果说文字的创造已初步显示了中华民族形象思维的特征，那么中国语言词汇的构造方式和意象化语言就进一步表明了形象思维的优势和长处。西方男子在提到他的妻子时，除了说“my wife”外无从选择，而中国男子却可以根据不同身份、场合和地域叫“妻子”“媳妇儿”“内人”“婆姨”“夫人”“太太”“贱内”“拙荆”“亲爱的”“孩儿他娘”“那口子”“我们家那位”“老伴”等，意象化的语言特点如此鲜明。当西方人说：“How do I know what is on his mind”，在中国人这里，其表意远不如“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有人将《西游记》《红楼梦》翻译成“The Story to the West”“ The Dream of a Red House”，实在是失去了原有意蕴，令人感到遗憾。形象思维发展到这一步更加直觉化和感性化，甚至可以说缺乏逻辑性，有时在日常讲话中不符合语法，词性混杂、结构不固定、无规律性已为常见。这种词汇、语法的活用将中国人形象思维中基于具体实物所有的幻想、联想和想象发挥到了极致。当需要说明什么道理时，往往不是通过逻辑判断来归纳总结问题的实质，也不是通过周密的推导得出解决办法，而是用某些意象化语言使事物的本质浅显，并轻松找到根本所在和解决办法。成语、歇后语、谐音等即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兔死狐悲”“后起之秀”“两面三刀”“鞭长莫及”等，几个字即可明确表达意思，反映情感，怎能不让中国人喜欢？而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外甥打灯笼——照旧”“鼻梁上推小车——走投无路”这类歇后语、谐音在中国百姓生活中高频出现的现实，也反映了意象化词汇在中国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守株待兔”“望梅止渴”“画蛇添足”“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等寓言故事都不过百字，却让人会意并从中得到启示。
中华民族形象思维方式善于对事物作整体把握，并且把两个对立面和谐统一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只有中华民族才有的修辞方式：对仗、比拟、比喻、夸张、双关、暗示、联想、通感等。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等等，综合运用了多种修辞。那句描绘杨贵妃美貌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将杨贵妃的美貌以云、花、风、露之意象描绘，实有身临其境、呼之欲出之感。请看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人在短短28个字的七言绝句中，借助“黄鹤楼”“烟花”“孤帆”“远影”“碧空”“长江”等具体的、可见可感可触摸到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物象，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阳春三月繁花似锦，江边辞友、依依难舍的生动画面，表达了两位友人之间真挚纯朴又复杂微妙的感情，读来感人至深。 再看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白鹭”“青天”等景语，展示的都是画，都是实写，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川江春色图，表现了诗人当时寄人篱下，远离安史之乱而比较悠闲舒适的生活，同时最后一句也隐含着诗人渴望朝廷尽快平息叛乱以实现早日东归的愿望。最记得《红楼梦》中黛玉与湘云所对“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句，只那份销魂的意境与柔美的韵律就让人回味无穷，谁还会问鹤影如何渡，诗魂谁来葬？
可以说，只有形象思维才能达到这样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舍此则无他法。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借助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来反映生活，运用典型化和想象、联想乃至幻想的方法，来塑造艺术典型和艺术境界，展示审美价值和审美情趣，表达思想感情的思维方式，就是典型的形象思维方式。在艺术创作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又集中表现在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上。中国人对自然的效法非“依葫芦画瓢”的描摹，而是以自然中的意象萌发灵感，开启形象思维的大门，大胆想象、联想，从而创作出艺术作品。这是因为真正影响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哲学系统是《易经》，我们可以将《易经》视为中国美学的元系统。《易经》这一哲学系统以阴爻和阳爻代表形成自然万物的两个对立面，它们彼此相依、架构万物，由这种关系生发出的自然观和美学观，其最大特点就是动态的和谐平衡。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经典理论，就體现出这样的概念，“造化”指自然界，“师”是模仿，“师造化”是向大自然学习，是一种审美活动;下句“中得心源”是主客关系交融，由审美体验的结果生发出创作的动机和灵感，最后完成审美目的，创作出审美理想的作品，可谓有所“师”才有所“得”，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不可分割。如画美丽的女子时，一定要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嘴一点点;王者之面定要如满月，身体要夸张成常人的两倍。作者作画之意不在画而在意，在“形神合一”，甚至笔尽而神在，不似西方绘画重视形象，重视研究人体之美的笔法，而只是为表达创作者一种观点和感受，如此的作画方式形成了中国画飘逸空灵的境界。
在我国传统书法理论中也能够深切感悟到这种思维对书法审美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王羲之在对书法的终极表述中说：“夫书者，玄妙之技也。”从中可得知，书法是不固定的、是不断发展的，这是“玄”的深义;书法是美好的，是和谐的、相生相克的，这是“妙”的趣味;书法是具体的、是需要用功力去完成的，这是“技”的指向。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的书法家从自然中截取韵味，把干梅的枝丫、枯藤的残叶、骏马的腾越与羚羊的矫健看在眼里，通在心中，运用笔上，一气呵成。那“枯藤”与“劲松”的笔法，“点如高空坠石”似的技法描述就是典型的形象思维表达法。
再看建筑，它具有与音乐一样的艺术效果，“建筑是一种冻结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有两种不同的人工环境：一种是宅院式建筑群，表现出理性而规整的布局;一种是与山水等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园林式建筑，它的构图是自由而协调的。不管哪一种建筑形式，布局中程序的安排都是核心。中国传统建筑在造型艺术上所体现出来的节奏和韵律美，给予人心性极大的涵养与陶冶。宅院式建筑群以间为单位，在平面布置上是用一些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相对复杂的群体结构，若干间并连成一座房屋，几座房屋沿基地周边布置，共同围成庭院。形式上多为对称但也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保持统一的风貌。小至宅院、大至宫苑都有其核心部位，越是重要的建筑，就越要有重重的院落为前奏，在人的行进中逐层展开，正门到最后一座庭院，显示出序幕、高潮和尾声，气韵生动，韵律和谐。在用色方面极为大胆，惯用大面积的原色——红、黄、黑、白、青、绿、蓝。在色彩的分配上得当又很慎重，尤其是在鲜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如檐下阴影掩映部分，通常主要色彩多为“冷色”，如青蓝、碧绿;柱和墙壁则以红色为主，与檐下幽冷的冷色正相反，两相对比加强了效果。在山清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房屋色彩受環境、气候、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多用白墙、灰瓦和黑、墨绿等颜色的梁柱，形成了与环境相调和、秀丽淡雅的格调，所以又起到美观的艺术效果。尤其是苏州园林，其“天人合一”性体现得极其完美。此地一楼，彼处一阁，溪畔假山，竹门长亭，流连于此，让人绝不会生厌倦之意。“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切都没有呆板的规则，明明是人造园林，却找不到人工安装于自然的痕迹，两者契合得如此完美，俨然一个有机整体，有意而似无心。能将大自然与艺术结合得如此巧妙生动的，只有中国人的形象思维。
作者单位：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政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