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云南曲靖 655011)
0 引言
被英汉词典的编撰者陆谷孙戏称为“水晶先生”的英国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曾说:“人人都玩语言,不然就是被语言逗乐。一些人从中稍得乐趣,另一些人会完全上瘾,总之谁也躲不开语言游戏。”而陆先生也说:“英文学好以后,进入了比较自由的王国,那真是其乐无穷。本‘木头人’想做个语言玩家。”翻译家傅惟慈也说:“翻译是一种文字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不过他的“语言游戏”不仅是一种“play with words”而是有更宽泛的意义。刘宓庆先生以翻译学的视角对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观和意义观进行反思,把翻译比作“语言游戏”,提出“动态意义观”。1 翻译是一种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的想法来源于看足球比赛(football games),他列出并比较生活中的各种游戏,发现它们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使得能被归入到游戏这一家族,而语言也具有可以被称作游戏的共同特征。在游戏的进行过程中,具体的词和句子互相拼凑表达不同的行为,推动游戏不断运行;在交流过程中,人们也在进行不同词和句子的组合,实现某种特定的交流目的。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使得语言具有了工具的性质,成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意义的活动形式,这一主要特征使之可以被比作游戏。维特根斯坦在列举语言的诸多用法时也提到了翻译,刘宓庆先生认为虽然维特根斯坦始终没对翻译属于语言游戏的原因进行解释,但翻译当属于以承载概念(意义)的语言为工具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因此它是一种“语言游戏”。1.1 家族相似与对应
维特根斯坦说:“我所能想象出的描述这些相似性的最佳措词莫过于‘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了,因为一个家族成员之间有着各式各样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以相同的方式重叠交合。因此,我认为游戏构成一个家族。”因为翻译同其他语言活动有相似性,所以它可以被归为“语言游戏”家族。但是维特根斯坦也指出家族中的相似性可能会互相重叠(overlapping)也可能会彼此错过(criss-crossing),有时候可能是整体上的相似性(overall similarities),有时候可能是某些细节上的相似性(similarities of detail)。刘宓庆先生指出,维特根斯坦的相似性而非相同性论断与中国古代名家所认为的世界上只有名上的一致,而没有实上的一致不谋而合,这里的一致也就是类或者范畴上的一致。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语言本能是使用范畴化的语言。刘宓庆认为语言范畴化这一事实揭示了语际间概念转换对等性之不可能,翻译意义转换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只能是对应,而且是扩大了幅度和容限的对应。他指出“对应”作为一个范畴呈现不同的等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概念上的双语契合(语旨);表现上的双语契合(语形);功能上的双语契合(意向和情态)。针对这三个方面不同的对应程度,进而可以分出对应的五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基本对应,表现在语旨、语形和功能的全面契合;第二个是关联对应,双语在语旨上契合或者基本契合,在语形上各异其趣,最终由语境选出最适境的词;第三个是类属对应,双语只是在类属范畴上有契合;第四个是功能对应,双语只是在交际功能上有契合;第五个是零对应,双语间缺乏对应的语旨,更谈不上语形上的契合。尤其对于口译员来说,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扩充词汇量,词库越大就越容易在已知信息中找到家族相似的适当配伍,同时对于积累的词汇,可以借助以上分类标准进行整理,增强对词汇的理解。
1.2 生活形式与合理推理
词语的意义来源于生活形式,同样的词用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会有不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指出: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to imagine a language mean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生活形式上的一致决定着语言用法上的一致,只有当语言交流双方在事物概念界定上一致时,双方的语言交流才可能成功。刘宓庆指出“生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中作为本体论、价值论和表现论基本规则。进而对翻译实践提供了启示,首先,本体论基本规则表明相似性中存在本质基因,从而容许翻译扩大意义转换的对应幅度,也就是实现层级之间的跨越,在口译中,这既有利于满足传播信息及时性的需要。其次,作为翻译的价值标准,翻译的意指要与生活形式相一致,对于生活形式的理解也需要正确。在翻译时,常常会涉及到推理的部分,合理的推理需要符合生活形式,具体来说就是百科知识,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语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需要不断在理解当中推理。最后,表现论基本规则要求翻译出来的语言也需要符合生活形式,就口译而言,包括话语表意的清晰性、语句意涵的连贯性和语体的适境。1.3 意义寓于用法与语境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范畴存在模糊性,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语境才能使意义的游移性相对固定。刘宓庆提出“语境—用法—意义”之间互为条件的联系是“翻译语言游戏”最基本的法则。语境决定着用法,对用法的理解和使用又决定着意义。理解对于使用有着关键作用,理解意味着看到了特定语境中词语之间的联系,知道如何使用,进而在使用中获得了意义。尤金·奈达认为翻译是译意(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要译出清晰的意思,就需要清晰地理解在特定语境下的用法,这里的语境可以是直接的语境,也可以扩展至语言环境,译者需要调整语境的认知范围,减轻上下文的不充分性,使不确定的意义确定化。刘宓庆先生认为意义是动态化的,应该根据具体的生活形式而定,在翻译学中对于意义的研究应该紧贴生活实际,体现语言游戏的生动性、现实性以及充满活力的特征。翻译学中的意义研究需要同语用学和词汇学上的意义研究相区别,因为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双语交流和文化传播,翻译意义探索应紧扣翻译语言交流中的意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