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舒婕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266000）
0 引言
出版审查是指政府机构对出版物进行的内容审查，其目的是保护受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受非法或不合规出版物影响。冯骥才指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尤其是一些优秀作品，越有对时代的启发和开拓性意义，就越容易引起争论，甚至越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由此可见，要繁荣文化，就要给文化发展的空间；而在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就不得不牵扯到国家出版审查制度。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中，出版审查制度在审查范围、审查对象等方面各有不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对“走进来”的文化也一直贯彻着自己的出版审查制度。由此，作者旨在通过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初探文学译本在中国的审查史。1 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其著作《文化的生产领域》和《艺术的法则》中重点阐述了文化生产的三个基本概念：习性、资本和场。习性（habitus）在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是指个体长期在特殊环境中成长，从而潜移默化地受到该环境文化的影响，产生的一系列习惯性行为动作。然而这些被个体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其他环境中则并非如此。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是指知识的类型、技能、教育、任何一种个人可以让他自己在社会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优势，包括他人对自己高度的期许。
场（field）所涉及的是对人们的关系、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位置的多维空间阐述。每个场都处于权力场之中，处于阶级关系的场之中。
2 文化生产理论与中国审查制度
2.1 场与出版审查
在文化生产理论中，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其选择结果一方面体现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体现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文学翻译中，针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译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取个人感兴趣的或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外国文本进行翻译，并将异国文化思想广泛传播到中国大地之中。而对于国家层面，考虑到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并且会对国民思想舆论产生深远影响，政府有权力发布相关审查制度，对翻译文本进行审查和控制。因此，发表文学译本时，译者和政府两个主体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两者之间时松时紧的关系也值得进行广泛研究。纵观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便可窥见出版审查与政治息息相关，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先秦两汉时期，“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时期的谏祸史祸；清朝的“文字狱”将文化专制、出版审查推向高潮，真正实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对于国外译本在中国的发行情况，作者主要将目光聚焦于清朝1906 年《大清印刷物专律》的制定时期，1930 年前后查禁文学的发展时期以及现代国外译本审查时期。
1906 年清政府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报刊出版的专门法律《大清印刷物专律》，这时中国清政府正处于腐败没落、风雨飘摇之际，民族存亡使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要变革思维。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发动戊戌变法，而梁启超更是将国家的命运同翻译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将翻译西方书籍作为拯救国家思想，开启民智的道路。梁启超曾将笛卡儿的怀疑精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通过翻译引入中国；在文学角度，他将《佳人奇遇》、《世界末日记》等小说融会贯通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对中国人民奋斗拼搏的精神起到了鼓舞作用。而这对清政府的统治产生了威胁，对守旧派的利益产生了影响，因此慈禧太后等人发动戊戌政变对其进行打压。《大清印刷专律》的颁布对报刊书籍的发行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例如其中有一条“诽谤者，……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志，甚或以非法强词，又或使人人有自危自乱之心，甚或是人彼此相仇，不安生也。”不难发现，该法令的颁布并不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而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人，限制其发表对清政府不利的言论。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译论思想，尤其是他们创办《新小说》期刊，有意识地号召翻译国外文学，旨在通过国外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故事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即使有清政府的审查，其思想也对国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民国政府在文学管理中实施了一系列查禁制度，对于那些凡是认为不符合自身政治、军事、文化利益和思想价值诉求的书籍、杂志，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查扣或查禁[1]。因此，1930 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后期又颁布了书报审查制度，成立了审查委员会，而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所知的民国查禁文学时期。鲁迅曾在他的一篇自传中提到过，“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压制，一批优秀的左翼工作者仍然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翻译引入西方的先进思想，他们翻译了大批马克思理论书籍，传播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沈瑞先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母亲》被查禁后改名为《母》重新初版；鲁迅翻译的《高尔基文集》被暂缓发售；楼建南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被认定含有阶级斗争内容。
近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国家一步步走向开放，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引进和审查也有了更新替代。就国务院2001 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来看，条例明确指出出版物不能含有的十条内容，例如不能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能宣扬邪教、迷信等。从内容来看，现代出版审查管控相比于之前各个阶段有很大程度的放松，译者可以选取更加宽泛的内容进行翻译。例如，早期属于被禁文学的《洛丽塔》、《包法利夫人》等逐渐进入国人视野，现如今已被视为经典著作。
2.2 习性与出版审查
习性是一种性情系统。因此，作者旨在通过对译者及其生活背景的分析，来研究出版审查对译者产生的影响。以19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文学为研究对象，左联成立时，正值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左翼作家联盟为了与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不断通过书刊发声。左翼作家翻译了大批符合时代要求的外国文学作品，并逐渐形成各自的习性，而为躲避出版审查，他们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了多种翻译策略。比如运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暗示自己的作品中心思想，茅盾经常在作品的前言和后记中隐晦表达对国民党高压政策的不满，他曾将“The Knight of Death”——死亡骑士翻译为“催命太岁”来讽刺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2]。还有其他翻译家利用弱译，替换甚至伪译的方法出版自己的翻译作品。20 世纪初期，列强侵略，国民党政府专权，当时的文学思想家认为中国国情与弱小民族国家极为相似，因此以茅盾为代表的作家着手翻译弱小民族文学。茅盾在1919—1930 年间翻译的文学作品共有108 篇（首）左右，其中弱小民族文学占据83%[2]。长期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会使茅盾形成一种翻译上的习性，在之后选择翻译作品时，会习惯性地继续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积极翻译日本和俄国的文学作品，如《哀尘》、《月界之旅》、《工人绥惠略夫》等。据统计，鲁迅翻译过很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但俄国和苏联文学约占59%，日本文学约占28.3%[3]。由此可见，鲁迅也对俄国和苏联文学形成了一种翻译习性。2.3 资本与出版审查
首先，译者将审批后的译文以报刊、书刊形式发表，即是一种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获得了译文的文化资本。例如鲁迅先生翻译的大批俄国和日本文学，主张“择当译之本”，所选翻译文本十分符合五四之后的社会思想发展需要，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而鲁迅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原始性财富，他被评为窃来俄罗斯文学“普罗米修斯之火”的第一人和“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这些高歌称赞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之后，人们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在查禁文学时期，鲁迅先生因为翻译的作品不符合政府主流，有搅乱国民思想之嫌，经常受到查办和逮捕，甚至要逃到租借暂寻安身之处。查禁文学时期“丁玲事件”也是一个典型案例，1933 年丁玲因在作品中表达其革命思想而被国民党秘密逮捕。一段时间后，《现代》主编施蛰存在“编者缀语”中写道：“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惋惜的，愿她平安。”此文一出，丁玲女士被捕一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像力与反作用力一样，政府越是掩盖，文人们越想去探究；政府越是查禁，读者们越想去阅读其文学作品，因此“丁玲事件”之后，丁玲及一大批查禁文学时期的左翼作家作品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获得文化资本。但是查禁文学时期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文学翻译作品的文学资本积累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在政治层面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文学》、《译文》等杂志发表了大量左翼作家的翻译作品，如高尔基、果戈里等人的苏俄文学作品，均旨在传播无产阶级思想。于现代来看，无论是翻译作品还是译者本人，其文化资本的获取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许渊冲先生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因此也获得了“中国国内目前尚存于世的最出色的古典文学译者”称号。再如《哈利波特6》在欧美市场上市之后的三周左右，就有网络译者合译出盗版书面世，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虽未经过正规的审查审批流程，但其因为发行速度快，迅速成为畅销书籍，受到哈利波特书迷们的追捧。3 结语
利用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来分析出版审查制度下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发展，通过对清朝、民国以及现代时期文化翻译作品发表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我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越来越合理化、科学化、自由化，政府不再拘泥于对题材的严格限制或出于政治目的进行严格审查，现在的出版审查多是出于对普通大众的保护，杜绝损害人民、损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