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奉霞
一、《唐上柱国张亮墓志》概述
墓志自古以来就属于金石学的研究范畴,其比纸张、简帛更易保存完好而不易腐坏,有利于留其本真。因此,在地下埋藏的石刻墓铭,在出土后就承载着极其珍贵的原始信息,可修正史实或补阙遗漏,其价值不亚于殷商甲骨卜辞、西周钟鼎铭文、汉代简牍帛书。《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图1)记录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叁〉》,此墓志天宝四年(745)十月二十五日立石,志、盖均为砂石质,盝顶盖。志长52 厘米、宽52 厘米、厚8 厘米;盖长52 厘米、宽52 厘米、厚7 厘米。盖文3 行,满行3 字。篆书,有界格。四杀为缠枝石榴地花纹。志文20 行,满行20 字。正书,亦有界格。志风化腐蚀较为严重,部分志文难以释读。20 世纪90 年代出土于靖边县红墩界乡圪坨河大队华家漥林场尔德井村,现被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收藏。志主张亮,祖籍清河,后迁到陕西省靖边县。该志记载张亮之生平、家庭情况等。墓志书法风格与《雁塔圣教序》一脉相承,用笔流畅自然,结体较端庄平正, 章法疏朗开阔。
图1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

图2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墓志盖
二、《唐上柱国张亮墓志》文化内涵解读
(一)墓主及其家族考释
从墓志中得知,志主张亮(?—745)为清河张氏。史书中对清河张亮叙述极少,但根据考证,清河张氏族系庞大,名家辈出。例如,有西汉大儒张禹、三国博士张揖、南北朝名将张彝、北魏数学家张丘建和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等,都曾得到朝廷的赏识与重用。及至唐朝,更为昌盛,唐太宗时期朝廷确定以“清河张”为首的张姓宗族为十大“国柱”之首。盛中唐时期,张文瓘、张锡叔侄,三度被任命为宰相,时称“万石张家”“三戟张家”。墓志中记载其外祖父,姓名不详,祖父为张则,父亲为张定,三个儿子分别为张宰、张廉、张辅。除大父被朝廷追封泾州长史以外,其余人官职未知。其家族成员考释,如表1 所示。
表1 张亮家族成员考释
(二)墓志形制的文化内涵
从目前的情况看,墓志的尺寸虽没有相关文献记载,但是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级别墓志的墓志实物,可以总结出一套等级比较明确的墓志使用制度。从目前材料分析看,唐代初期,三品以上官员墓志要达到边长二尺五寸(75 厘米)以上,三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多使用边长一尺五寸(45 厘米)至二尺(60 厘米)的尺寸。中晚唐时期,高级官员的墓志形制明显变小,但其他官员变化不大。《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志长52 厘米、宽52 厘米、厚8厘米,据此可大致推断墓志主张亮为三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由尺寸得知,此墓志为带盖方形墓志。北魏平城时期,墓志均为碑形志,迁都洛阳之后却改为带盖方形。究其原因,其一,元魏宗室卒葬大多为方形墓志,受皇家墓志的影响,对之后墓志形制产生了引导作用;其二,丧葬制度的逐渐完善,改变了原有的墓志形制,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新的并且符合当时丧葬观念的形制,例如,北魏孝明帝有“天子举哀于东堂”;其三,因志文字数多,所需空间大,致使左右宽度拉大而趋向横状发展。隋代禁碑令止,碑刻与墓志并行发展。及至李唐王朝,尤以贞观年间开始,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修文重典,树碑与埋志进一步发展。武朝以后,墓志已经泛化为普通的丧葬器具,其志盖题铭也从北魏以降庄重神秘的类鸟虫书等转向日常临写的篆书,题铭式样也呈现出多样性。古文、楷书、隶书、行书通用书体也付诸志盖题铭。志盖题铭的书刻基本遵循从右向左竖行书写的习惯,偶见从左向右题铭书刻式样。志盖题铭的字数也是体现墓主身份等级的一个标尺。通常以偶数为主,偶有奇数。其排列一般以能够长方形尤其正方形为主要形式,目的主要考虑志盖书刻格局和谐,多见横竖2×2、3×3、4×4、5×5、6×6 等安排格式。2×2、3×3 等排列题铭多为一般官吏;4×4、5×5 等排列多为官职相对较高者;6×6 字数排列的题铭主要用于高官爵的墓主。晚唐时国家经济衰落,军阀割据现象严重,一些藩镇首领殁后制作随葬超大墓志现象十分突出,其题铭亦如此。唐代,墓志志盖逐步形成以9 字(横竖3×3 式样)为主要格式的题铭,称其为“九宫式题铭”。《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志盖题铭为横竖3×3 式样,便为典型的“九宫式题铭”。
墓志文中常说的“若夫山川迴寻,舟壑徂迁,篆素有时歇灭,金石理固难朽。迺勒铭黄庐,贻诸泉壤”,既是墓志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志盖产生的主要原因。《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志盖为盝顶盖,如图2 所示,其又称为“覆斗形”,是北朝以降墓志的主要形制。据刘天琪博士论文《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中论述:“盝顶式墓志源头是古代祭祀用以沟通天地的明堂。其代表天圆地方的构形。可以比较合理地推断,‘一合’墓志,其志盖代‘天’,所谓‘天’者,实为‘天位’,或认为是天门所在;志石表‘地’,所谓‘地’者,则为‘地位’乃阴界之象征。”因此,带有盝顶式的墓志,不仅可隐寓哀思,还可引导死者升天之祈。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志盖四杀为缠枝石榴花纹。石榴,在唐代是一普遍物种。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茂陵》一诗中写道:“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石榴花与唐人生活息息相关。在墓志上石榴花纹饰是唐人现实生活的反映。此墓志缠枝石榴纹饰,主体枝蔓舒展流畅,叶片形状较为写实,不仅起到装饰美化作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定社会某一时期的丧葬习俗与文化理念,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与追念,借以安慰生者的心灵,祈祷死者灵魂升天。
(三)墓主所属的历史文化背景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刻于唐玄宗时期。此时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不仅弘扬祖业,还重振太守之雄风。开元、天宝年间,大唐王朝进入了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全盛时期,这不仅带来了文艺的繁荣,而且造就了一代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艺术家。诗文、书画、雕塑均有开宗立派、各显其能的新气象。书法更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且各体皆有新风入世。唐代楷书承隋求变,发展丰富且复杂,加之隋唐帝王对书法的关注和热爱,促使书法事业日益蓬勃发展。因此,楷书在唐朝具有极为突出的书法审美价值和书法史学价值。三、《唐上柱国张亮墓志》书法风格
(一)墓志书风
1.书法艺术风格分析《唐上柱国张亮墓志》是盛中唐李隆基在位时刊刻的一方墓志,书体为楷书。此时虽处于盛中唐时期,但靖边处于唐代长安的偏远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书写与刻工水平不高,所以此墓志书风并非盛中唐时期墓志风格,而是颇具初唐楷书之风,尤近似褚遂良楷书《雁塔圣教序》的风格特征。
初唐时期书风极受帝王影响,尤其唐太宗,他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卓越的诗人和书法家。唐太宗在位时,高举复兴书法的大旗,崇扬王羲之,并为其立《王羲之传赞》,评之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固然出于个人之好尚、近臣之倚重,亦因其声望、地位以及艺术造诣足以号召社会书势。褚遂良作为唐太宗近臣之一,在书法领域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书断》称其:“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是为王羲之一脉相承。故在虞世南举荐下,唐太宗对褚遂良青睐有加,使褚遂良书风在初唐及其后影响深远。而《唐上柱国张亮墓志》的出土,亦是受褚风影响之印证。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用笔虽刚健有力,但也不失灵动洒脱,部分字之间有连带呼应关系,自然流畅;结体大多方正疏朗,但欹侧之势亦有,起笔多以方笔为主,转折处方圆结合;章法因有界格而显规矩严整。
2.《唐上柱国张亮墓志》与《雁塔圣教序》对比
通过观察比较,《唐上柱国张亮墓志》的书法风格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书风相似。下面通过单字对比法来比较两者,如表2 所示。

表2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书风比较
通过对表2 中单字详尽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和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有一些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两者相似之处为:用笔上,遒劲有力,沉着稳健;结字上,某些字的取势具有较高相似度,独体字尤为明显;章法上,均为楷书章法,横有行纵有列,疏朗有致,端庄闲雅。
两者不同之处为:用笔上,《唐上柱国张亮墓志》较为厚重质朴,点画形态略显粗糙,而《雁塔圣教序》瘦劲流畅,点画精巧;结字上,《唐上柱国张亮墓志》较为紧凑,字内空间留白较少,而《雁塔圣教序》疏朗开阔,由笔画分割出的字内空间留白较大;章法上,《唐上柱国张亮墓志》虽有界格,但因墓志小而字数多显得拥挤紧凑,而《雁塔圣教序》为碑刻文字,书写空间使章法疏朗潇散。
总体来看,虽然《唐上柱国张亮墓志》与《雁塔圣教序》细节方面不尽相同,但总体书法风格上却相差无几。由此,我们得出《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受到了初唐褚遂良书风的影响,尤其在用笔体势上较为相同,虽书写的意趣不及《雁塔圣教序》生动明快,但较于褚字却多了几分淳朴自然。
(二)志盖题铭书风
篆书题铭早在东汉就已出现,此时篆书大多为秦小篆字形,但用笔结构相比秦小篆更加灵动。北朝开始,墓志题铭有了较为规范的格式和书体划分。北魏以降后,独立的鸟虫书比较罕见,但是有鸟头(或鸟喙)装饰的类鸟虫书式墓志盖题铭却很多,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飞鸟”具有引导志主的灵魂飞升转世的思想。此类题铭有具象鸟形和至简鸟形两类,其中尤以至简鸟形为主流。《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志盖题铭(图3)为“大唐故张公墓志之铭”3×3 式样篆书,有界格。字形为工整的小篆,近正方形。用笔加入楷隶笔意,时有方切方起笔,如“墓”字草字头起笔,线条并非笔笔中锋圆润饱满,亦加入平铺线条。如“铭”字右半部,书写灵动,富有流动感,书写性极强,转折处圆润毫不生涩,点画端点有些为“挑笔出锋”,或为厚重“圆点”收笔;“故”字右边反文旁收笔,“公”字一撇一捺拉长收笔,具有北朝时期类鸟虫书至简鸟形的特征。结体相较于唐代著名篆书家李阳冰篆书字形更为方整,其一可能受到界格影响,其二亦可能受唐代楷隶书风影响。章法为3×3式样排列,横有行纵有列,9字篆书既有朗润之姿,又能尽展书写之妙,正如孙过庭《书谱》所言“篆尚婉而通”之论。

图3 《唐上柱国张亮墓志》志盖题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