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劼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对《围城》的概述早已广为流传，而它的魅力也不仅止于对小市民、知识分子间明争暗斗的刻画，更在于其用语和表达技巧里与众不同的讽刺技术。全书以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归国、工作、结婚为主要线索，展现了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渴望求取知识改变命运，又难以跳脱出时代带来的空虚感之间的矛盾心理，并借助高超的讽刺手法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恶劣局面，具有深刻的“历史透视度”。
一、讽刺艺术里的独特形象
关于讽刺形象，作者在小说的序中就向世人说明：“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在钱钟书之前，现代讽刺作家们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暴露社会黑暗和各种丑恶现象，以政治讽刺小说为创作重心，而《围城》把关注点聚焦在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群远离时代和人民的知识分子身上，描绘他们在职业、恋爱、婚姻上的困苦挣扎、尔虞我诈，在反映旧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寻找新生活抗争的同时，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活的困境。小说如同一面镜子，反射着这群“无毛两足动物”畸形的性格和灵魂，并剖析了造成这些“畸形生物”的文化根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和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出国留学者趋之若鹜，作者借方鸿渐之口道出其中缘故：“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这句话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当时知识分子们内心的迷惘和空虚，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极度不自信。作者另辟蹊径地把目光投向这群“留洋博士”，尖酸辛辣地刻画了他们的百般丑态，因而书中不乏出尽丑相的“半洋学者”主人公方鸿渐——为应付父亲与丈人的盘问，花五百美金找爱尔兰人造了张“遮羞包丑”的假文凭；买办张吉民为了炫耀自己的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如同嵌在牙缝的肉屑，全无用处；以曹元朗为代表的“精英型留学党”，在国外学了些所谓的杂凑乌合的现代诗，便四处留墨，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门面。
面对这群学识水平外强中干的知识分子，作者并没有选择正面批判，他借“衣锦还乡”的方鸿渐的口说出“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两段言论把方鸿渐这位镀金归国知识分子的荒唐可笑、不学无术刻画得让人记忆犹新的同时，又不禁让读者替文中人顿感羞耻。同时作者也借这段长篇大论，犀利地点出人们竞相追捧的西洋文明，究其本质不外乎是文明的鸦片、精神的梅毒。
二、讽刺艺术里的细节描写
《围城》一书人物众多，面对如此庞杂的人物数量，“以小见大”才是让小说人物深入人心的绝佳方式，如同《红楼梦》里近千个形象，细节描写、特点刻画成为读者分辨人物的主要依据。《围城》里的人物数量虽远远少于《红楼梦》，但其主要描写对象均为战争时期旧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概括难免产生交织，进而导致人物形象的片面化、单调化，钱钟书依靠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成功规避了这个问题，让不同人物在这座“城”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如李梅亭，作者借孙柔嘉患病，方鸿渐、赵辛楣向带了大半箱子药的李梅亭要仁丹，李梅亭认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不够一包仁丹，即使鱼肝油丸比仁丹昂贵，又认为“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倒也装模作样地给孙小姐吃了几颗鱼肝油丸，导致孙小姐病得更厉害一事，将其性格品行中的吝啬充分表露出来。整个叙述没有任何的褒贬用词，也看不到作者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但对人物的爱憎，钱钟书早已通过细节描述展露无遗。又或是对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故作姿态的刻画——为了与赵辛楣拉近关系，饭桌上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的泼水不入”，又不怕繁冗似的描写范懿在晚饭后，如何嫌桥窄要走河底、不小心扭了脚走不快、把手提袋忘在汪家要赵辛楣同她去取，看似累赘的重复叙述却把沈小姐的小心思展露得人尽皆知，这样细节和心理透视相结合的手法，深刻传神且直观地描绘出范小姐的古怪性格，如同用手中的笔，似乎在不经意间挑开这群文人蒙在脸上温文尔雅的虚伪面纱，直击讽刺对象丑陋腐败的灵魂。作者通过多方面的真实生活细节描写，暴露讽刺对象的种种不堪，使小说在平缓记述中充满着强烈的语言力度和艺术力量。《围城》大量吸收了《儒林外史》的创作手法，自然也少不了将其“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讽刺特色融入作品，最终使讽刺对象灵动且充满生命力而不仅仅只是直挺挺、无生气被作者批驳的靶子。
三、讽刺艺术里的比喻手法
钱钟书曾反复强调，“比喻是文学词藻的特色”“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作为传统典籍的《礼记》也提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广取譬也”，由此可见，比兴、比喻在我国文学创作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而《围城》这样一部充满讽刺语言的作品，自然少不了比喻这一修辞手法的润色。方鸿渐与鲍小姐在西菜馆共进午餐时，面对难以下咽的菜品，钱钟书用了一连串的比喻——“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令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能切身感受到方、鲍两人味同嚼蜡、入口难咽的窒息感。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说：“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大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得突出眼眶迸碎眼镜。”单凭对眼神的描写，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和他肮脏的灵魂就被作者描绘得惟妙惟肖。又如在提到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时，作者讥笑道：“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样通俗易懂的“格言式”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的行为进行嘲讽。纵观全书，这些带着讽刺色彩的比喻的运用不仅大大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而且增加了描写的丰富性，散落在书中的各个角落刺激着读者的感官。大量新颖奇特的比喻，生动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态度，表现了个人的爱憎，形成了《围城》讽刺艺术的独特风格。鲁迅有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围城》把日常生活里平淡琐碎的事件加以概括集中，生动地展现出战争年代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试图改变命运的挣扎又无可奈何、极度空虚的生存状态。作为一部讽刺类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作品无处不充满着“钱钟书式”的嬉笑怒骂，同时更是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小说看似轻松愉悦的笔调背后，实则暗藏着作者“忧国忧民”的传统儒家精神，文中反复描写这群士林阶层，崇洋媚外、竞相出国，学成归来后又碌碌无为、庸俗无聊，在看似儒雅的背后满是虚伪下流的本性。整部小说不留情面地奚落、嘲讽社会各个层面的灰暗丑恶，却不忘以方鸿渐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探寻出路为结局，暗藏了作者试图唤醒仍旧在“围城”里徘徊、低迷的人们，劝勉他们冲破围城，走出属于自己新路的愿景。
无论是讽刺目的还是讽刺范围，《围城》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并独具特色。同样是讽刺知识分子，鲁迅批判的是愚蠢懦弱的国民劣根性，沈从文揭露的是道貌岸然下的虚伪，他们的讽刺意图主要集中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并鞭挞各种丑恶现状，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是全方面的，从人物的外貌形象到谈吐素养再到心理思想，他讽刺的重点在于揭露不同人性中具有的共同颓败心理。《围城》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可以说它更像是讽刺艺术的集大成者，它在《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基础上，融中西写作艺术为一体，使幽默诙谐和哲理思考交织并存，加之以各种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将书中七十几个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近代讽刺文学的鸿篇巨作。
注释：
①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76页。
②林文琼：《嬉笑怒骂皆文章——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南方论刊》2006年第3期，第55页。
③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6页。
④林文琼：《嬉笑怒骂皆文章——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南方论刊》2006年第3期，第56页。
